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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亚玲的心目中，张颂和几年前的张颂已经是两个人了。在他们上学时，张颂可以说是她们女生心目中的偶像，年轻、文弱，书生意气，这样的形象非常符合那时女孩子心目中的审美标准。那时，知识分子在她们心目中是何等神圣呀。现在并不是知识分子没用了，而是有了些许的变化。
张颂也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生，随着正规大学毕业生一年年地多起来，工农兵大学生这样的身份，便变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张颂在大学里工作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评上高级职称，他只能是个讲师了。比他晚当老师的那些通过高考留校的学生，有的已经是副教授了。教授和讲师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比如说分房子、涨工资，都差着一大截呢。在这之前，许多和张颂同住在筒子楼的那些人，纷纷分到了公寓房，欢天喜地搬出去住了。惟有张颂还住在筒子楼里，还是那一间小房。他的身份自然也一成不变，依旧是讲师。
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以前的学生了，他们见多识广，对任课老师很挑剔。对一些教授副教授的课很重视，他们可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听教授的课，也不愿意花六分的力气去听一个小讲师的课。
张颂以前教的是《中医学理论》，在中医学院，这是一门必修课，显得很重要。后来，张颂老师的课，就被调换了，他以前的课让一位副教授去讲了。现在张颂只能讲学生听的选修课了。顾名思义已经不那么必要了，是自愿的，想选就选，不想选，当然就不选了。在张颂现在的课堂上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空空荡荡的课堂里，经常只来了十几个学生，而且，这十几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每天下课时，能剩下六七个学生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为眼下的处境感到一丝悲凉。他现在讲的课程是《中医与传统文化》，这不是考试课程。这些学生，中医还没入门，又何谈文化呢。很少有人来上张颂的课就显得很正常了。他又想到了几年前，自己给学生们上课的情景，教室里满满地坐着学生，男生们的目光满是嫉妒，女生们呢则是羡慕，还有几双眼睛是那么的一往情深。那时，他在众多人的目光中，显得才华横溢，把《中医学理论》讲得委婉动听，然而现在呢，他有了一种理屈词穷的感受。他在讲台上，面对着课堂中的十几个人，甚至六七个人，一时竟不知讲些什么。
张颂的情绪不能不低落，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他婚姻的质量，一个人在单位里的心情很不好，他不可能回到家里马上就变成一个欢天喜地的人，这样很难，一般人做不到，除非他的家里是一座宫殿，有若干美女小心侍候。对张颂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张颂一回到家里，便歪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事，他得找一件事打发时间。
李亚玲把饭菜做好，都端到了他的面前，他也没有吃饭的兴致，即便吃，也是草草应付，然后把碗一推，又歪侧在床上。张颂变得很迷惘，像以前深更半夜还在那里备课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李亚玲对张颂眼前这种要死不活的状态，已经司空见惯了。她不奢求什么了，况且她已经没有关心张颂的心情了。她在单位的日子也不好过，前些日子，有个医生给病人开方子，下错了一味药，弄得病人吃了药后上吐下泻的，人家找到了医院，不依不饶的。那位男医生正巧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在这之前，上面已经有文件，文件中说，要对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进行重新论证，也就是说，在特殊年代里，这个特殊受益的群体，他们的公共形象和资格问题已经受到了全面的质疑。重视知识是没错的，要是重视了假的知识，那可是法理不容的。
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他们医院的这几个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医生，也受到了非议和排斥。正巧，又有一名工农兵出身的医生出现了下错药这么个事件。医院上上下下很重视，经过院领导研究决定，他们这几个工农兵学生出身的医生，暂时从一线退回到了二线，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了给病人开处方的权力了。忙的时候也可以接诊，但下处方前一定要征求别的医生的建议，下后的处方，也要得到别的医生的认同签字，才可以交给病人。这样一来，李亚玲他们又回到了助理医生的位置上去了。
这些还不算，每天下班后，院里都要组织他们这几个人学习，当然学习专业知识，请老医生或者后来经过高考上过大学的医生们讲课，学习一阵儿以后，他们要经过考试，考试合格了，才考虑重新上岗，关于职称问题，当然也是靠后站了。
李亚玲的遭遇和张颂的处境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都没有相互慰藉的心情，用低落的心情对付糟糕的困境。他们有时一连几天都没有说话的欲望，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各自发呆。这时的李亚玲多么希望张颂能伸出男人的臂膀把她抱在怀里，说一些安慰的话，哪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她也会感到宽慰。可是，张颂却没能及时伸出自己的臂膀，他抱紧双肩，冲着电视里的广告愣神。
李亚玲这时对婚姻就生出了许多不满，他们在筒子楼里已经算是老住户了，许多人评上职称后，都分到了正式住房，惟有他们还守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小房子里。他们和那些刚留校的大学生在一起，那是一群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每日朝气蓬勃地出现在筒子楼里，大呼小叫，精力旺盛。李亚玲看着这一切，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情绪低落的李亚玲不能不对自己的婚姻有些想法了，在这时，她甚至想到了刘双林、章卫平，以前和自己有过关联的两个男人。她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刘双林在部队找了一位高干子女做妻子。章卫平的婚礼她没有参加，她无法面对章卫平的婚礼，因为她和张颂的婚姻一开始她就是失望的。不过当时，她并没有绝望，她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时，她对婚姻和未来是有着许多美好和浪漫的想法的。随着她被医生宣判为再也不能生育了，她的心就凉了一半，后来，她又有了眼下不尴不尬的处境，她的所有激情和梦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昔日里，那个文弱又书生意气的才子张颂，在她的心里已经荡然无存了。那时的张颂简直就是她们这批女生追求的偶像，张颂是幸福和理想的化身。当她得知张颂目前的处境时，只能又多了一层悲哀。她自己也没有了给病人的处方权，她还得需要回炉学习，才能继续工作，张颂被贬到去讲选修课，也是情理之中了。但她也为张颂感到不公，她知道张颂讲《中医学理论》是够格的，他是中医世家，对中医有着一种无师自通的天分，当年就是张颂讲《中医学理论》的才华横溢，才震惊了所有学生。
那天晚饭，她对他说：学校这么安排，对你不公平。
他望了她一眼，没说什么。
她又说：全校这么多老师，就你讲《中医学理论》最合适。
他吃饭的动作停住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听到有人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望着她，有些走神，眼睛有些潮湿了。很快，他潮湿的眼睛又变得空洞起来，低低地说了句：说那些干什么，让讲什么就讲什么。
她对他的样子失望了，怒其不争。这么多年来，她自己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弱者，她想通过自己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第一步达到了，她从一个农村人变成了一个城里人，然而她并不满足仅仅是个城里人，她要和城里人比，她发现自己和城里人比时，自己就显得一无是处了。她现在又和那些同学有了联系，她们有的留在了省城，有的回到了家乡，不管留在省城的还是回到家乡的，似乎日子过得比她都好。
她们自然早就结婚了，有的嫁给了处长，有的嫁给了生意人，当然，在她们选择配偶时，她们的配偶还不是处长，也不是生意人，是时间让她们的配偶都发生了变化。她们把婚姻这个宝押中了，然而自己呢，除了留在了城市之外，其他的几乎一无是处。
张颂这个教书匠，（她在心里只能这么称呼他了），未来的前途似乎只能教书了，就是书教得再好，当上了教授又有什么用呢？他又怎么能和处长或者那些生意人去比呢？她住在筒子楼里，每天进进出出的，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熟人，都会毫无例外地和她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还住在这儿呢？怎么不想办法搬搬家。
她听了别人的问话，感到脸红心跳，她能说些什么呢，刚开始恋爱或者刚结婚的时候，筒子楼里这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她是多么的神往和留恋哪。然而现在，她恨不能早日逃离这里，筒子楼让她感到耻辱，此时此刻的婚姻让她感到困惑和茫然。
正当李亚玲对自己感到心生倦意和失望时，卫生厅王副厅长的进入，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王副厅长的夫人，也就是王娟的母亲住进了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那时，王娟和章卫平的孩子刚刚出生，还没有满月，王副厅长的夫人就病重了。王副厅长的夫人姓李，叫李兰。
李兰年轻的时候可以称得上是省城有名的美女，她文革前毕业于中医学院护理专业，那时她分到了不同的医院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卫生厅要加强机关工作，两人又一同被调到了卫生厅。这次来中医院住院是李兰自己选择的，一来是对中医院有感情，毕竟自己在这里实习过。更重要的一点是，以前住院一直是西医治疗，断断续续的十几年了，病情没有见好，反而又有了加重的迹象。于是，这次李兰自作主张选择了中医院。
毕竟是王副厅长的夫人住院，惊动了院党委，院长亲自挂帅，组成了个医疗小组，对李兰进行特殊治疗，并制定了特殊的治疗方案，也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
李亚玲并不是这个特殊医疗小组的成员，这么重要的事情本来是轮不上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