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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汤显祖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