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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思考的，他的脑袋装的是否都是浆糊。
既然脚能钩到，说明两人已经很接近，你上去撞也好，咬也好，掐也好，踢也好，都能起到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钩他一下，如同几岁小孩的恶作剧，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气愤，老实人也发怒了，便下令用一口三百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是不让他再动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他力气很大，居然把缸顶了起来，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只能东倒西歪的到处走。
呆着就呆着吧，你干嘛非要动呢？
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
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来很多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
这种死刑方法极其类似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名字要改成“叫花猪（朱）”。
朱高煦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的一生，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
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
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
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十一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十一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
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们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重负的人们一点喘息之机，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
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的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坐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止，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