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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均无瓜葛，更不要说与柳镇人过去膜拜的神灵了；更何况，柳全大爷宣扬的那些
东西正被狠狠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技师叫人把经堂粉刷一新，一隔为四，就像把一块长方形蛋糕均匀地一切为四、
就有了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兼饭厅、一个厨房了。但他却不托顶（那时候在柳镇找
点木料竹料还是很容易的），也不试图糊点什么以遮拦星光月色，仿佛处在这么个
尖屋顶下过日子很惬意舒适。所以我据此判断技师的个性里还是有一些浪漫气息的。
他的女人却不习惯在这大斗笠顶下过日子。它使她感到自己的私生活充溢到屋
外，一种“敞开”的局促，她宁愿要一间小小的、天花板压得低低的、关上门严丝
台缝的屋子，这屋子把她和她所爱的人——连同那些只能由两人做的秘密的事关在
里面，一丝丝用于他俩的气息也不外泄。但她是个柔顺的女人，她不可能像小镇的
女人那样自己就能决定一切，而且，她不会把她的不习惯说出来。但她是见过世面
又聪明绝顶能创造生活弥补缺憾的女人，她没有能耐使尖屋顶变得扁些宽些，但她
可以借助一些微不足道的物质改变它以扰乱视觉改善视觉效果。她最精巧的改善是
剪一些树枝杈，专挑那些枝蔓扶疏横斜、造型自然优美的，剪去树叶和多余的枝杈，
融化红色或白色烛油，然后用她细巧的手在枝杈上凝固绽放开一朵朵盛开的或含苞
待放的红梅或白梅，然后把这些“梅花”技插在卧室最合适的地方。技师头一回进
到用这些永不凋落的“梅枝”装点的房间，仿佛到了洞府仙境。
从此，天井里那颗挺拔翠绿的修竹，那能窥见星空的尖屋顶，那些由烛油制成
的梅枝，那条经年潺潺源源的湄溪，以及那种家有娇妻、居所诗意如画的形象感觉
构成了技师幸福欢愉的所有，要是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还缺一个孩子，一
个活蹦乱跳、稚声稚气减爸爸的孩子。
我们生活着，从时间的一瞬匆匆滑入时间的另一瞬。大多数人对这生活中的一
瞬并不在意，事实上我们把生活中的那一个个“瞬间”遗忘着，时间把它们遮蔽着，
时间使我们的记忆犹如初春早晨的氤氲雾气。后来我常反复问自己：要不是那缕光
落实之处的偶然，我又何以能够捅穿那层厚厚雾气，探进我自己，从而把“我”及
其他人过过的那段生活重新整理一遍。审视一遍呢？
我恍然想起，从我记事起，柳镇就已经不是父亲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了。人口比
解放初期暴涨了两倍，各色果园、竹园不见了，山包上的松树、麻栎等变得稀落起
来，甚至湄溪和汶江的水也不如先前浩荡清澈了。但柳镇人仍需为填饱肚子犯些琢
磨。这样的柳镇，怎么能够和父亲描述的柳镇相提并论呢？父亲说离镇中心二华里
的磊牛山在他小时候茅草丛生，野果成堆，是狼、黄鼠狼和其它野兽的乐园；父亲
说一个猛子扎进汉江，就能抓一条两三斤的鱼上来……
所以我后来回忆柳镇的时候总是回忆父亲给我描述的柳镇世界。我知道，父亲
的描述虽然简洁，却充满一种令人向往的意境。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明白
了：人对所拥有的东西总是视若无睹，在没有什么的时候才向往什么。比如我，在
遥远的北京想起故乡的遥远，有时恨不能嗅觉里立马就充盈那里的气息，嘴角边嘴
一根那边田间地头的甘草……
可是甘草在哪？山开到尖了，地挖到边了，无论是磊牛山、虎跳崖，无论是田
边水边、高坎低坎处，它给人的印象总是光秃洁净因而也是开豁明亮的，总是如刚
出生的没头发的婴孩，或像腊月间的田野。甚至有些点缀空间庇荫地面的树叶也过
早夭折。
因为有太多的手、太多的希冀模弄那片地那些山和那些田了，大人的手侍弄着
儿是能长出植物菜蔬的空地，小孩的手则侍弄这些田边地块的边缘。每天一放学，
几乎不用大人喊，成群集队的孩子便涌上了田野：挑猪草喂猪，削草垫猪圈。
挑野菜也好，削草也好，我总是和姐姐一块儿去。姐姐是牛年正月里出生的，
而我是虎年农历十二月底出生的，说起来我和她只差一岁，事实上差了几乎有两周
岁。为此我总感到她占尽了便宜。比如我的菜篮子明显比她小，挑的野菜又明显比
她少，而母亲总这样对别人介绍我俩：“两姐妹周年挨。”“周年挨”就是一年扶
着另一年的意思。母亲话里的含义很明显。一方面似乎要夸耀自己的生育能力，另
一方面几乎等于说瞧只小一岁的妹妹可比姐姐差远了。
但正如母亲所说的，养大姐姐却并不比养大我轻松。姐姐在五岁和九岁时差点
死掉，五岁的事我不记得了，九岁的事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是紫云英（我们那儿
管这叫乌苕子）灿烂满田满畈的时节，这个时节正是吃苕子那嫩绿的茎叶的时候，
据说紫云英是补气养肝、明目清热的。但我们吃这个已经吃腻了，那一天姐姐和我
到紫云英地里挑一种野荣，这种野菜的叶子呈锯子形，要是周遭无遮无拦，它就贴
着大地自然生长，叶子阔些也厚实些，吸收紫外线多了，那颜色也像人的肌肤晒多
了太阳微呈褐色。若夹在苕子里面生长，则又嫩又绿且修长了。我们把它剪回家去，
母亲把它们洗净然后在开水里烫一下拌上嫩豆腐，吃起来便既清甜又爽口。记得那
块地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座孤墓，也许经常在墓顶加土的缘故，那墓顶
就显得尖尖的。这座孤墓在我们家后院就能见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贴着我们家后院
墙根的旧湄溪和汶江每年七八月汛期迦成汪洋一片时。菜地、由果园桑园改建的水
田都淹了，惟独这座孤墓淹不着，从来如此。孤墓淹不着，我们家也淹不着；孤墓
淹着了，我们家也至少有一半进水了。所以每次发大水，我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后院
墙根，目光忧郁而散漫地盯着那一片汪洋和汪洋中那黑黑的如一只傲然挺立的仙鹤
的脑袋的孤墓，口中喃喃有词。记得墓地周围茅草丛生，里面还夹有令我们垂涎的
野草莓野山楂，都红嘟嘟得勾人。墓地两例还有两棵洋槐树，一粗一细，我们管它
们叫“青蛇”、“白蛇”。事实上印象中我们每次在孤墓近旁活动，总会碰到一个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蹒跚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那步态和年轻的身姿、
面容就有些怪异地纽结在一起。我记得上中学后某一天偶尔在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
个词，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眼前呈现那种步态。这个词是：“搀兑”。那是一种令视
觉别扭、让感觉滑稽的步态，正因为如此，在记忆的唤醒中，这步态就如一幅木刻，
重新深深印到了我脑子里。那美丽的女人离去后，墓前总留下一些用泥块或小石块
压着的剪成长条形的薄黄的纸，伴着几缕香烟，在风中飘忽着，在若有若无若即若
离袅升着。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她刚刚忙活一番的只是哄一个婴
孩入睡，或侍弄完她喜爱的一片花卉，甚至她刚刚听到了许多祝福的语言。
技师穿着那件有银色扣子的黑色外套，考察了数十个年轻人，终于收下两个徒
弟：我父亲和一个外号叫“红嘴”的年轻人。他俩都是在1945年日军开辟“大陆交
通线”在柳镇实行三光政策时成的孤儿，属于优先吸收入团入党又属照顾对象。技
师本来对瘦小的父亲不太满意。后来他无意间听到镇里的柳全大爷说了一句话，就
把父亲要下了，还带着一种怜悯。柳全大爷说：“日本小子真能节俭；就一颗枪子
儿就让万成成了孤儿。”
父亲原本刚当上区团委书记，因为说了那番地生没让他挨饿日本人让他挨饿的
话以后就不再当书记了，但他道出了柳镇的实情。柳镇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
柳镇带来的灾难：他们让柳镇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使柳镇人口从原先的八百
多户锐减到五百来户，他们烧毁了繁华主街两边的青堂瓦屋上千间……我想我很理
解柳镇人的感情，1992年我有一次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父亲死活不让我去，说我
去了就断绝和我的父女关系。父亲对小日本的这种咬牙切齿莫名其妙有些类似于对
于我年过三十不嫁并有老死在家趋势的感觉。他对这两件事同样耿耿于怀。也难怪，
我十六岁开始恋爱，但二十年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我毕竟和我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两个姑姑血脉相连，所以我告诉父亲即便小日本
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了。父亲老泪纵横。我想地主不剥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的剥削压迫在父亲的感觉里跟外族的入侵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罢了。
当父亲和红嘴成了技师的徒弟的时候，他们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二岁，理所当然，
红嘴成了师兄我父亲成了师弟。
红嘴原名柳根儿，因左嘴角带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紫色胎记而得名，那块胎记
使他时时刻刻都像在嚼着一片红花瓣。“柳”在柳镇是大姓，约占了总人口的六成，
“根”有扎进土里世代繁衍永不断绝的意思，柳镇的父母是喜欢用它来给自己的孩
子取名，所以镇子里叫“柳根儿”的不少。但红嘴的真名使用率并不高，偶尔在开
会或队里分粮食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两次。
据说有一回队里分粮食，队长喊了三遍“柳根儿”还是没人应承，这时只见红
嘴挺身而出，大声吆喝：“柳根儿柳根儿，柳根儿野哪儿去啦？”
这段笑话是父亲和他师兄在他们师傅家的餐桌上说的，他们两个孤儿在拜师学
艺的同时，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家，尝到了家所体现的种种乐趣。父亲一沾酒就脸红，
而且满嘴是话；红嘴则越喝越沉默，脸喝得青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