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就比国产的那些杂牌好。小牛皮黑得纯正，滋腻，沉静细致的水波摔纹闪着一道道幽幽的暗光，如一只只暧昧的眼睛。扁圆的拉链头由拉孔开始呈坡面加厚，凝聚在拇指下的感觉，如一滴丰盈的泪水。这么小的细节都设计得简约不俗，让人叹服。作为年过半百的成功人士，李忠民觉得自己现在是得注意这些细节了。再不能像那些二三十岁的郎当小子，拎着个百把元的旅行包就可以到处晃悠。拖沓的底气是青春。他只能堤内损失堤外补。这是没办法的事。幸好，他还有得补，也补得还算漂亮。
他拿出一支烟。其实他没什么烟瘾。可想到又要上飞机，他还是觉得应该抽支烟。他要去杭州参加一个食品行业的年会。昨天晚上他刚刚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有科学数据统计，飞机失事的危险性其实很小，约为三百万分之一。以一九九八年为例，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共飞行一千八百万个喷气机航班，运送人数约十三亿人，失事也才仅仅十次。李忠民用三百万除了一下三百六十五，得出结论，即使是他每天都坐一次飞机，那也得连续飞上八千二百年，才有可能会不幸遇到一次飞行事故。而仅就去年而言，李忠民刚刚看过报纸，他所生活的这个人口大省，公路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两万一千人，约为自有喷气客机以来四十年里全世界所有喷气机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看来人们对飞机的恐惧心理其实是一种直觉错误。也就是说，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来讲，最需要防患于未然的恰恰是他天天使用日日信赖的汽车。
这么多年，李忠民每周至少要坐两趟飞机，早已经成了空中飞人。这些道理其实他早就明白。不过，明白是明白，每次坐飞机的时候，他还是略略有些紧张。他觉得自己的紧张是有道理的。以往没碰上，不能保证这次也碰不上。谁知道那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是排在三百万的第七次第十次还是第七十次？无论碰上哪一次，对他可都是百分之百。另外，即使从统计概率来看，他的紧张也有道理。要知道他是准备乘车去机场，也就是说，他面临的是一道数学题：汽车风险概率加上飞机风险概率，和总是大于任何一个加数。这也是李忠民要抽烟的理由。
这么算计来算计去的时候，李忠民知道自己已经有些老了。
一支烟抽完，李忠民又燃了一根。时间还早。
这套公寓是去年刚买的，四室两厅两卫，一百七十平方米。一进门就可以看到一个镂空窗扇，窗扇后一抹小白墙，上面挂着一幅斗方，“素心若雪”。自然是名家手迹。这是玄关处的用心。转过玄关，右手是一个小小的衣帽间，墙上镶着四扇玲珑剔透的木屏风，在屏风的间隙错落有致地贴着几个木制的雕花挂钩，屏风下是两条褪了漆色的红春矮凳。转过衣帽间就进了客厅，两米宽的大飘窗让整个客厅的光线豁然开朗。一对枣红色的太师椅和高脚茶几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是围着电视的几组沙发。沙发粗看很一般，细看就觉得有趣：纯木镶起了三面挡板，然后放上厚羽绒垫子。那纯木挡板是原色上了一层清油，厚薄还不一样，很糙。和电视墙边放的鱼缸交相辉映。那个鱼缸是个石槽子。石是青石，有不少的凹陷，凹陷里静着淡淡的灰尘。灰尘很薄，似乎用手轻轻一抹就可以抹掉，但等你真的去抹时就会发现，那石头原来很干净。灰尘只是灰尘的影子。
这个家平素没别人来。偶尔有客来的话，总要对这两样东西格外好奇，李忠民任由他们猜。当然从没有人说他老土，只有人说他前卫，酷。闹够了，他才告诉他们：“沙发架子是牛槽，金鱼缸是马槽。”然后把客人引到餐厅，给他展示另几样东西。于是客人会惊异地看到，在一面特意造出的红砖墙上，几片黑瓦檐儿下，挂着一顶草帽和一把锄头。草帽自然是旧的，像是被雨淋过很久，泛着些霉黑。原本白色的带子也有些发黄，但是细看就发现每一个纤维毛孔都很清爽干净。锄头自然也是旧的，有些锈，斑斑驳驳地露出些钢的寒光。手把着的那块木柄起明发亮，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于是有聪明人就会问他是不是当过知青，李忠民呈现出赞许的微笑，道：“是啊。十七岁那年。”
也有不够聪明的人会想到别的。一次，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看到了这把锄头，没问什么，也没说什么。过了两天，给李忠民送来一幅名家的字。李忠民打开一看，居然是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人要他把这幅字配在锄头边儿，还得意地问李忠民自己的悟性如何，李忠民只是宽容地笑：不错，不错。
他当然没有把那幅字挂起来。配他的锄头？嗤！
他到杏河的时候，是夏天，干的第一样活是给豆地锄草。这种活不大，在庄稼活里是个零头，但对他来说，也是一门得好好学的技术。首先要分清草和苗。这不难。大豆地里的杂草是细长的，在大豆叶中很容易分辨，只要眼睛好使就行。第二就是锄草了。教他锄草的青年汉子是个本地农民，给他示范了一下，他眼看着那人直着腰，锄头在豆苗里很轻巧地左挥右舞了几下，就把所有的草都铲掉了。示范过后，那个人就三下两下地跑到了前头，只留他在后面慢慢地跟着。慢，质量还低，挥舞锄头却总铲不掉草，却铲伤了豆苗，最后只得弯腰用手把草拔掉。沉甸甸的锄头在他手里是一把钝剑，一根根杂草如同仙女，他的剑常常不仅够不着仙女，有几次还差点儿砍上自己的脚脖。休息的时候，他向师傅请教，那汉子笑着说武器不行打不好仗，他恐怕得换个锄头。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那个汉子的武器，果然发现他的锄头比他的小，而且磨得又快又亮，光可照人。师傅告诉他，小锄头锄草最得劲，不会伤到豆苗。收工之后多磨磨锄头，一定要把锄头磨亮，这样干活的时候不粘泥。锄头一粘泥还叫锄头么？成榔头了。
他听了师傅的话，第二天，就换了一把小锄头。果然好使。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地擦锄头，把锄头擦得赛镜子。就这样，锄头成了他知青生活接触到的第一种农具。亮光光的锄头就这么照着他在乡下呆了六年。去年，他衣锦还乡，回杏河省亲，特意从师傅家找寻了牛槽马槽草帽和锄头这几样旧玩意儿。马槽是石的，不用动。牛槽已经破得不行了，他让人照着做了一个。草帽和锄头也是原版，他只是让人做了一下消毒和清洗，然后就摆置在了小家里。每当他在餐桌边坐下，看着那把锄头的时候，就觉得吃到嘴里的饭显得格外香甜。没事的时候，他也喜欢坐在这里，抽支烟，想些往事。
2
四十二岁的郊区农民石二宝站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道拐角，眼看着李忠民出了门，噔噔噔地下了楼。李忠民路过他身边时，他忙不迭地往边上靠了靠，压低了头上的假耐克运动帽，很有一些卑怯的样子。这帽子是有一次他收废书废纸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免费给他的。质地不错，只是帽圈周围有点脏，他洗了洗，就戴上了。
他来城里收废书废纸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他对这个行当越来越满意。他家住在离城三十里地的郊区。这些年，城市的版图就像他婆娘擀的烙馍，越来越大，眼看着就擀到了他们村口。他们村的地就卖得越来越多，分到他们手里的地就越来越少。从人均两亩五分到一亩九分再到一亩七分，现在只剩下一亩一分了。谁都知道这么减下去，种地只能勉强吃饱饭，儿子女儿的学费是一点儿也顾不住的。村里的人乌鸦般地涌到城里打工。他是个恋家的人，本不想出来，先是只在镇上摆了个修锁配钥匙的小摊儿，没想到生意不行。小镇人少，本来活就不多，两三天就和周边的人又混成了一家，东西就叫不上价，白搭个工夫。没办法，把摊子一收，就来到了城里。换了几样活计，末了就定了心收废纸。收废纸利润确实不错，收是六毛五，拉到收购站是七毛五，一斤能挣一毛。再加上主顾们搭送点，自己秤上再瞒哄点，一斤挣个一毛五毫无问题。一天最少收个两百斤，保底儿也能挣三十块。而且，他还能顺手干点儿别的……
这个刚出门的男人一看就是个不错的茬。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人都有货——他们村的人都管有钱叫有货——这没的说。他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有些谢顶，肚子有点儿坡度，更是有货中的有货。还拉着拉杆箱，一看就是要出远门的样子，可没有送他的人，那证明是家里没人。不然像这种顶梁柱似的男人，好歹总会有个人送出门口道声再见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个人走后，他可以进去干一把。
李忠民走了二十分钟之后，石二宝从三轮车的废纸堆下拿出一个小工具箱，工具箱里装着小铁锤，老虎钳，宽胶带，棉线，细铁丝，剪刀，弹簧刀，螺丝刀，创可贴，还有四五根三米长的尼龙绳，外加一件“小高开锁，低价五元”的黄马甲。这些行头足够他使的了。他提着工具箱，来到三楼，换上黄马甲，在李忠民的防盗门锁眼儿里鼓捣了五分钟，外强中干的铁将军被很顺利地打开了。进了门，石二宝先在衣帽间的春凳上静静地坐下，屏着息听了一会儿，除了冰箱的嗡嗡声，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站起来，迅速地把每个房间都浏览了一遍。果然没有一个人。他松了口气。重又在春凳上坐下。他决定按照老规矩，先翻卧室，再翻客厅，接着翻厨房和卫生间，最后翻书房。
他不得不承认，会一门手艺真是不错。自从干这种捎带的生意以来，他还没有失过手。总结成功经验，倒有这么几条：一，他主次分明。既然定位是捎带干的业余工作，那就不能把活做太多。做得少了，被发现的几率自然就小。二，事前准备工作充分，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三，收尾干净。凡是做过活的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