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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婚礼时，夫人带着女儿胜美参加。胜美问妈妈：“今天来这么多叔叔阿姨干什么呀？
妈妈说：“你卜叔叔和闵阿姨结婚。”
“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不许乱问！”
胜美便问别的叔叔：“他们为什么结婚呀！”
那位叔叔大笑：“你长大就知道了！”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
“为了生个娃娃。”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呀！”
“不结婚就不能生娃娃！”
“我才不结婚呢，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住一起，多别扭扭呀！”
参加婚礼的叔叔阿姨们无不哈哈大笑。
所谓的“典礼”，也很简单。由办公厅单主任作主持人，又给发了二斤葵花籽，三斤花生，五斤苹果。有的同志送了一个暖壶，有的送只塑料洗脸盆，还有的同志送了一二斤肉票或鸡蛋票。把这些东西送到食堂，做了七八个菜。
单主任致词后，又有介绍人艾荣，老岳母讲话。当时都是讲些勉励性、政治性语言，不足为记。
之后，卜奎秘书圈里的朋友们，小闹了一通：无非是让新郎新娘站在凳子上，一起啃吊着的苹果，或者谈谈恋爱经过等等。但是，卜奎给老岳父敬酒时，出了个事故：可能是卜奎心情紧张，也可能踩上了块苹果皮，当他走到老岳丈面前时，突然滑倒了。玻璃杯被摔碎，卜奎的手又按在碎玻璃楂上，站起来一看，手出血了。还是艾荣有办法：“红红红，喜喜喜！大吉大利！”忙把卜奎流血的手，让青莲握着“从此你们的感情，就像血肉一样，连在一起了！”才把一场事故冲淡。
席散客走，一对新人入洞房，又让卜奎大吃一惊。
二人进了洞房，青莲笑嘻嘻地说：“我累了，咱们早点睡吧。”同时揭开半面被子，露出双人新枕头，新枕巾。卜奎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枕头上放了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和一把树枝。
“这是怎么的了？”卜奎的话语有点颤抖。
青莲说：“我妈妈说，她们家乡的风俗，新婚在枕头上放把斧子，’ 斧‘’福‘ 同音，以后我们会有福。这树枝呢？是柴火，’ 柴‘’财‘ 同音，以后会发财呢……”
卜奎没有想到，这个经过血和火考验的老革命，居然还那么迷信！他感到浓烈的悲哀。
整个婚礼进行时，卜奎都一直都在朦朦胧胧之中，好像做梦似的。他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是我在结婚，是我在办终身大事吗？尽管同志们向他们祝贺时，他也强装笑脸，但整个“过程”，他都觉得自己在演戏，他要演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老是想：“快完吧，快完吧！”
过了很长时间，卜奎才从那把明晃晃的斧头上，镇定下来。但是什么兴致也没有了。
卜奎坐在那里，只是不说话。闵青莲催他：“都累了好多天了。快睡吧！快睡吧！”
卜奎躺下了。青莲紧紧抱着他，可是无论怎么亲他，也不能燃烧起他的热情。
闵青莲问：“你有病呀？”
卜奎说：“我有病，我有病。”
青莲便哭起来。
第五章 张敬怀在炼狱中（之二）
作为一位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当一切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之后，就能挤出些时间读书了。这真是过去没有过的高级享受。
从政治层面来说，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经过“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上了轨道，他的工作也觉得更加顺手。
可是他要写的总结中国革命历史反左经验的文章，断断续续，总是完不成。后来，眼见建国后的“左倾”现像，逐渐得到克服，也就不想再写。文章的草稿，压在箱底下。他原来估计，经过“三年困难”，党和国家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全党都觉悟到了它的危害，起码二十年内不会重复。可是刚刚过了三年平静生活，一场更大的风暴又要到来了。这场风暴的序幕，是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的一天，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来见张敬怀。那些文件像往常一样，都分了类，每份文件前面，都贴有“内容提要”。有些不太重要又需要张敬怀批示的文件，卜奎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写好了批示内容要点，供张敬怀参考。卜奎把文件放在张敬怀的办公桌上，从一叠报纸中，抽出一份，说：“这是本月十号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长文，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书记不妨看一看，我看这篇文章很不简单。”
张敬怀接过报纸，大略浏览了一下内容，抬头问卜奎：“你讲讲，这’ 很不简单‘ 在什么地方？”
卜奎想了想说：“我不理解的是：按照党规、党法和一贯政策，像批判吴晗这样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界权威，知识界名流，中央对这类批判，事前应该有文件通知，和各省市打个招呼。一九六一年以来，又强调贯彻’ 文艺八条‘ ，此时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寻常。如果是中央精神，都是人民日报先发表，可是这篇文件这么违反常规，突如其来地由文汇报发表，很费解。”
张敬怀又浏览了一遍，问：“这个姚文元是干什么的？”
卜奎答：“原来是上海一个青年团干部，后来搞文艺评论。我以前看过他几篇文章……不怎么的。省报总编打电话来，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要我请示张书记，问我们省报是不是转载？”
“让我看一看再说。”又说“你坐下。”
卜奎坐在张敬怀旁边的沙发上。
“我记得，”张敬怀回忆着“一九五九年，传达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时，毛主席有一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和他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说，海瑞虽然批评嘉靖皇帝，可是他对皇帝是忠心耿耿的，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他号召学习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号召，写《海瑞罢官》的，《海瑞上疏》的，《海瑞骂皇帝》的，《海瑞背纤》的戏剧、文章兴旺一时。没有毛主席号召，谁能刮起这股”海瑞风“？因此，我找来明史一查看，果然有这么一段内容……”
卜奎说：“如果毛主席有这个讲话，肯定省委还存有文件，我去找一找。”
“好吧。”张敬怀说。
卜奎退出。张敬怀坐在沙发上又细看起来。卜奎已经在该文中，凡是重要的论点，都用红园珠笔，圈圈点点地画了好多记号。张敬怀读了两遍。又把卜奎叫来，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像你说的，按正常情况，点名批判这么一个人物，中央事前是应该有通知的。最近没有收到这类文件吗？”
卜奎说：“没有。最近几天，我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一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既然中央各报都没有转载，说明中央不知道这事。我看是那些个别文人，为了自己出名，要打倒别人的越轨行为。……刚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有人又要兴风作浪了。”
“不过……”卜奎还是犹豫着“我看此文还是有点来头的。上海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没有来头，上海市委和文汇报能那么无组织，无纪律？”
“上海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咱们省报不是问：我们是不是转载吗？你答复报社，没有中央的通知，我们不转载。”
过了几天，卜奎又拿来几份外省的报纸，向张敬怀汇报：“我浏览了各省的报纸，有六个省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省报总编又来电话请示，说是希望转载，不然……我们会被动。”
张敬怀思虑良久，说：“再等几天，看看中央是什么态度。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中央办公厅。”
下午，卜奎回答说：“我打了电话，中央办公厅说，他们也不知道此事。”
“那就是说，这件事是某些个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我们不要转载。”张敬怀说。
又过了十多天，转载“姚文”的省报多了起来。省报总编又来电话催问，是不是转载“姚文”。张敬怀指示卜奎：“你答复报社，如果我们转载时，要加一个’ 按语‘ ，说明是作为学术问题让大家讨论争鸣的。按语中，报社自己不要表什么态。你先替报纸起草一个按语，我看一看再发。”
本省一直到四十多天之后，才转载了“姚文”。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揭发出来，成了张敬怀“阻碍中央声音”，“保护大毒草”的第一条罪状。
到了第二年五月，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发表了揭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说这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开始大乱了。
从六月中旬，根据上边通知，全国各大学、中学、中专已经停课“闹革命”，千百万学生已经在全国“大串连”了。
张敬怀住的院子，离大街虽然隔着一条胡同，但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声，震天的口号声，仍然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人们叫做“革命小将”的孩子们，开着穿梭般的大汽车，对着麦克高喊：
“革命的同志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识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揭开他们的画皮，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否则，他们就要变天，就要千万人头落地！”
“坚决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坚决揪出省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