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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桂教授只好提出加付一倍的车费，这时司机口风才有了松动：“你若真的要去，我把你送到村口行吗？”
“行！行！”桂教授只好答应下来，不行又咋办？
车刚到村口，司机立即催桂教授下车。
桂教授脚一落地，司机便轰响马达，掉头便逃。
到了文楼，桂希恩教授的心情极其沉重，一是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缺乏以致引起极度的恐慌，二是文楼严重的疫情惨不忍睹，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任何回避甚至逃避都是失职甚至犯罪。
在文楼，一位中年女性艾滋病患者对他说：“前几年，为了孩子上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血头’不给我们体检，他们把抽出的血用分离机分离掉血浆后，再把剩下的东西兑生理盐水输回我们体内。谁知这几年，我和他爹常闹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怕是没救了……”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看到了村里两位年龄最小的艾滋病患者，这是一对出生九个月的双胞胎姐妹。孩子的母亲发现自己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时，她的双胞胎孩子已经出生三个月了。后来经过检测，这对姐妹也被传染上艾滋病，母亲知道结果后痛不欲生：“大人没活头也就算了，可说什么也得救救这双娃儿呀！”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得知一个女性艾滋病患者有了身孕，于是他赶到这名妇女的家中直言相劝：“你现在自身难保，还生小孩干什么？就算你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孩子，将来你死了，小孩谁来抚养？”这位艾滋病患者在桂教授的好心劝告下，终止了妊娠。
在文楼，桂希恩教授受到了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对待。
桂教授自费赴文楼为１００多名患者作血检，并给患者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还走上门去送医送药，文楼村的百姓称桂希恩教授是“白求恩”，欢迎他常去文楼。因为桂教授每去一次文楼，都会为艾滋病患者带去新的希望和抚慰。
也有人对桂希恩教授的义举不赞成，说什么“查出了艾滋病，又无法治疗，反而会成为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便公开告诫他，“以后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不许再来”
对上述不欢迎的理由和做法，桂希恩教授没有更多的在乎，他执着地认为，调查是十分必要的，控制疾病的原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查出艾滋病，不一定有治疗办法，但可以进行防病教育，避免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如果听之任之，甚至隐瞒疫情，只会造成疾病在无知和麻木中进一步蔓延。
桂希恩教授是传染病的专家，对于艾滋病的传播和预防的调查研究，桂教授认为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我不去文楼又去哪儿？我不研究艾滋病又去研究啥？艾滋病在我国已经相当严重了，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和预防，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履行自己的天职，桂希恩教授经过多次调查走访，确定了五位艾滋病患者为自己的重点观察、医疗和研究对象，桂教授决心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尽可能的医疗手段为他们尽量减轻或解除痛苦。
这五位患者幸运儿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是：
程金，１９８８年为了用４００毫升鲜血换来４０元钱，程金加入了卖血的行列。程金是文楼村第一个被发现患有艾滋病的人，全家六口人有三口人感染上此一绝症。妻子没有卖过血，因此没有感染上艾滋病，儿子也没有艾滋病，但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程金最担心的是假如有一天自己走了，剩下的孤儿寡母又该怎么办？
程雪梅，４６岁，她和丈夫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丈夫已于２０００年２月病死。谈到艾滋病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苦命的女人已无泪可流了。她露出左臂上那被针扎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凄楚黯然地说，自己打从嫁到丈夫家就开始卖血，“比起丈夫来，我的‘资历’浅得多，丈夫从１７岁开始卖血，卖出的血可以用桶装”
夫妻双双染上绝症，这是人世间最为痛心的事，但是对于程雪梅来说，最让她刻骨铭心的痛却是人们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不理解。
程雪梅自查出艾滋病后，娘家的人就再也没有来看过她，甚至就连她那８０多岁的老母亲也与她断了往来。原来只查出丈夫害了病，自己还可以卖粮食、卖菜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后来查出自己也得了艾滋病时，粮食卖不出去了，蔬菜也没人敢要了，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便成最现实的问题。
桂希恩教授确定的五名重点医疗对象中，有三人是来自一个家庭：丈夫马强，妻子李琴，儿子马朝。
马强和李琴结婚后，因为结婚时欠下的一大笔债务要还，夫妻俩双双加入了卖血的队伍中。不久，妻子怀孕了，但是为了那可怜的４０元钱，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的李琴也挽起了袖管，伸出了胳膊抽血卖。
祸事终于从天而降，１９９９年，夫妻俩被确诊患了艾滋病。医生对他们说，母亲是ＨＩＶ携带者，如果在此情况下再怀孩子，很有可能孩子被感染上艾滋病，建议李琴不要孩子。可是，当Ｂ超显示妻子肚子里的小生命是男孩时，夫妻俩又忧中有喜起来，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孩子生下来，不久经血检，孩子也未能躲过艾滋病恶魔的侵袭，小马朝生下来便是一名ＨＩＶ携带者！
就这样，一家三口都染上了艾滋病，老小三人又都同时成了桂希恩教授确定的重点医疗对象。
第十八章 这里有长城艾滋病人住进了教授家（2）
桂希恩教授每一次到文楼，总是先到三个家庭中走走看看，除了进行诊治和发放药物外，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科普知识，使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底，自己是怎么得的病，艾滋病经过怎样的途径才可能被传染，作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怎样做才能够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回到武汉，桂希恩教授也没有割断他与他的那些重点医疗对象的联系。
他在文楼时，与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合影，桂教授专门放大了一张寄给程金，写信要程金“把这张照片挂在你堂屋里，告诉村里的人，一般的接触是不会传染的”。在给程金的信中，桂教授还鼓励程金“拿出勇气来生活”，还提醒程金“注意一定不要传染给妻子，过性生活一定要戴避孕套”。老教授怕程金有些忽略这些琐事，特意在上边那句话下边划了几个圈。在桂希恩教授的叮嘱下，程金把一些注意事项牢记在心，妻子与他一直共同生活，至今都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
“除了提供药品、治疗与咨询，我想我还可以充当一个中介关系。”桂教授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
当记者问及什么中介关系时，桂教授告诉记者说，现在有些艾滋病人同医院、政府沟通不够甚至彼此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有的病人提出一些过分或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应该帮助他们面对现实，平衡心态。不过，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去做工作，毕竟他们当年是因为贫困才去卖血，因为卖血才得上艾滋病的。”
２００１年５月，桂希恩教授准备把程金、程雪梅、马强、李琴和马朝等五名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一方面打算给这五名重点医疗对象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此为契机，寻求社会对艾滋病人的理解和帮助。让桂教授始料不及的是，他和他的艾滋病患者在武汉的行动，酿成了一场大的风波，事后一些媒体称这次风波为“五月事件”。
５月９日下午５时左右，从北而来的火车徐徐停靠在武昌火车站，来自河南上蔡的五名艾滋病人在桂希恩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五个小时奔波，终于走下了火车。武汉这座华中大都市，对于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未来过，甚至没有印象，他们很想仔细看看大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模样，看看长江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是他们却在老教授的带领下匆匆出站，径直去了中南医院。
到了医院，由于感染科病床已满，一时又找不到较为理想的住地，在医院领导的安排下，五名艾滋病患者只好住进了医院老宿舍区内一栋即将拆除的楼房的底层。
刚搬进来那一阵子，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大都认为这是几个普普通通前来就医的农民罢了。
后来有记者闻讯赶来，又是拍照，又是摄像，又是伸出话筒，看热闹的人们开始围了过来。
这些看热闹的人大多是左邻右舍，怎么听着看着越听越看越不对劲，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特别刺耳的词语来。
“艾滋病——？！”犹如汽油见了火星，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
“看看！艾滋病人住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啦！”
“怎么能将他们安排到这里？谁都知道这是让全世界都害怕的传染病，如果被传染怎么办？”
各种议论、责怪和斥问铺天盖地而来。
几名众矢之的的艾滋病患者犹如惊弓之鸟蜷缩在屋角，他们不理解偌大一个武汉，竟然也不同情和理解他们，给他们栖息之地。
桂希恩教授站了出来，承担了一切责任，并一再向邻居解释，一般的接触不可能传染艾滋病，更何况他带回来的这些病人与左邻右舍一般的接触都没有机会，怎么能传染上艾滋病呢？
人们还是听不进去。
有人把威胁责难的电话打到院长家里兴师问罪：是谁批准桂希恩这样做的？出了事谁负责？
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书。
这时，记者的现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