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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饱学，古书读得特别多，什么诗经楚辞，五经四书，唐宋八家，元曲明文，他都烂熟于胸中。可是越读书，他越呆板，呆板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只能开个私学馆，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因他从小到大净坐在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所以身板越来越坏，到晚年就百病俱全了。王一民是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得的独生儿子。晚年得子，自然十分钟爱，孩子也聪慧异常，诗文词赋一教就会。可也是身体不好，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热一点热伤风，冷一点重感冒，弄得父母担惊受怕，生怕严霜打了这独根草。可是到八岁那一年，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在北京陆军讲武堂当武术教习。一次路遇不平，将北洋水师提督小舅子的一只胳膊打断。北洋水师提督下令抓他，讲武堂又保护不了他，没处藏身，就跑到吉林投奔他姐姐来了。到这住了几天，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外甥。为了改变孩子病弱的体质，他就向姐夫姐姐积极建议：跟他学武术。老两口点了头，于是这个在少林寺受过真传的武术家，便认真教起孩子来。说起这孩子不但读书聪明，练武也机灵，一点就会。这个武术家越教越有兴致。他由于在北京树下了那么个劲敌，回不去了，便托人在法政专科学校找了个体育教师的位置。就这样，他一连教到王一民上了中学。六年时光，早起晚睡，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使王一民不但身强体壮得像头小牛犊，而且挥起拳脚来，十几个人近前不得。当时万没想到，这套练身的功夫，竞会在今日革命的道路上发挥出作用。
王一民翻身落在墙根下，背靠墙壁，又谨慎地向四周看了看，才向自己那栋房子走去。他住的这栋房子离院门不远，房前栽了几棵紫丁香。按中国人的风俗，住家的房前都不栽了香，因为了香性苦，房前栽了苦丁香，日子会越过越苦。俄国人没这个讲究，王一民更没这个说道。如今丁香枝头已经鼓起了小苞，到了含苞欲放的时候了。王一民侧着身子穿过丁香树隙，跟着脚来到了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暗锁，轻轻推开房门，走进屋里。这三间房子是从中开门的，东屋住着塞上萧，西屋住着王一民。当中一间堂屋地，被隔开一半，做两家的小仓库。外边一半一边一个小炉台，连烧壁炉带做饭。现在屋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王一民站在门旁听了听，从塞上萧屋里传出他所熟悉的轻微鼾声。他微微笑了笑，悄悄打开自己的房门，侧身走进去，关好门，拉严窗帘，这才打开写字台上的座灯。这间屋子布置得简朴、整洁，一张写字台，一架紫檀色的立柜，一个圆茶几，两把俄罗斯靠背椅，还有一张颇为款式的刷着纯白油漆的铁床，床的两头还镶着黄铜饰物。这一套家具都是随着房子出租的，用不用都是那些钱。除了这些东西外，属于王一民的私人财产只有一个柳条包，一只帆布手提箱和一个小书架。书架里摆的都是些线装书。正面墙上挂着一张郑板桥画的竹子，这倒是幅名贵的真迹，是他那老学究父亲的遗物。王一民为了纪念为他花尽心血的先人，就把这幅画带在身边，只要条件允许就挂起来。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这是他舅舅兼老师留给他的纪念物。舅舅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的时候，又被请回北京去了。王一民把这口剑也带在身边，挂在墙上，一为纪念，二为防身。屋里这两件古董，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倒让人觉得这屋中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痴。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还很满意，所以就在写字台上方写了十四个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所以写这样任人皆知的熟句子，就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那些在下边各处乱窜的走狗，有几个是有学问的？写深了看不懂反倒坏事。句子虽熟，字可不俗。他的字是学虞世南的。从小学到中学，一本《孔子庙堂碑》，被他临摹得点点酷似。挥起笔来外柔内刚，风神潇洒，俊迈而有逸气。了解王一民的人都点头称道：真真是字如其人。
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里，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因为有武术的功底，手劲、眼力都好，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面对敌人，弹不虚发。一九三三年初，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今天，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怎能不高兴呢。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塞在腰带上。然后站起身，跳上写字台，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手一用劲，又翻上了棚顶。天棚是两层的，他探着身子，掀开一块木板，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他从腰中拔出小枪，放在文件上，盖好木板，又翻回到屋里。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是有他的安排的。如果出现情况，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手一扒，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是一棵高大的杨树，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这样，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
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四点钟了。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赶回车站去。他忙洗了洗手，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一碟酸黄瓜，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面包，就一块酸黄瓜，香甜地吃了起来。
第3章
北满的春风大，一刮就是好几天。清晨，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它们叫着，跳着，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和往日一样，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眼看着火车开跑了，票白废了，气得直跺脚；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敌人一看不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他们流着热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刚想去擦汗，一阵大风吹来，帽子刮跑了。这顶礼帽，翻滚着，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刚要去撵礼帽，忽听一声断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给！”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吓得他一闪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
王一民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纪念碑”方向张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几个穿着“胸前四个兜，背后三叠口，中间横带走”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穿的人还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
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
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着、叫着。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两条水龙，同时冲向一个目标，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
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长袍的家伙忙往后退，有的还要往小汽车里钻。可当他们发现站在最前面的穿黄呢子军装的人，像插在地上的木头撅子似的一动不动，后面穿警察服和协和服的人也没有往后退的意思，便不约而同地又一个一个溜了回来。
强劲的水龙猛烈地冲刷着八个大字，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经水一冲，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更加红光闪闪，耀眼生辉。；
王一民看到这情景，真想为之高声喝彩。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声音虽不大，听得却很真切、熟悉。他心中一动，忙向笑声望去。原来竟是他的两个学生，八个大字的创造者——肖光义和罗世诚。这两个青年笑得那样天真，那样开心。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这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真的从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