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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态度
《古兰经》采取的为对话文体，其中之第三人称复数，即“他们”，时而指基督徒、犹太人，时而指“不信道者”。穆罕默德除了认为伊斯兰教徒为最优秀的民族；自己是最后一位先知；伊斯兰教为最优异、最受真主钟爱的宗教之外（3，110）；还指称基、犹教徒虽然互相争执、嫉妒，但却对伊斯兰教“无任何异议”（3，19）。穆罕默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基督教《新约》中“耶稣遭犹太人出卖，承受酷刑，死而复活”的情节；也承认耶稣是个传达上帝旨意的先知；但却否认他具有“上帝之子”的神性（2，87；43，61；5，75）。此外，穆罕默德还认为耶稣对犹太教教义进行了若干改进（3，50），同时又表示基督教徒较不妄自尊大，因此与伊斯兰教派较为“亲近”（5，82）。
伊斯兰教对犹太人的态度
对比之下，穆罕默德对待犹太人则丝毫不留情面。他除了认为犹太人因“弑耶稣”（甚至是杀害“众先知”2，91）而将遭到“今世受辱，后世遭罚”（2，114）的命运外，还讥讽犹太人为“逝去的民族”，其多数甚至是从事放债、诈财、阻人信教、造谣生事、横暴作恶、篡改经文、铁石心肠、卑贱困苦、吃定败仗、流离失所和多行不义的“罪人”（2，134；3，110…112；4，46；4，157；4，160…161；5，12；5，62…64；10，39；17，4）。
面对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抗争与挑战，穆罕默德劝谕信徒不要与他们结盟，对他们甚至要坚决征讨，直到其遭捕杀或称臣纳贡为止（4，89；5，51；9，29）。
言及此，必然引伸的问题是，为何穆罕默德惟独对犹太人如此深仇大恨？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犹太人无法接受“犹太人弑耶稣”的情节，更不愿世世代代承担天谴的报应。因此当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生命尚且岌岌可危之际，绝对无法容忍一个又一个由己派生的新宗教，假借“耶稣受难”故事火上浇油。
因此就教义看来，上述三个宗教的最大摩擦，集中于“对耶稣的不同态度”。历史悠久的犹太教原本不存在“耶稣问题”，《旧约》对他也不可能有任何具体记载。然而在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出现后，犹太人却要面对“杀害耶稣”的指控，承担无休止的残酷报应。基督徒方面，则必须高举《新约》和一口咬定“耶稣受难”的情节，否则，基督教便无法取代犹太教的地位，基督徒也将永远屈居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之下。伊斯兰教，坚决要把耶稣的“神性”降低为具有“人性”的先知地位，否则，无法把穆罕默德提升为略高一等的“最后一位先知”，无法把伊斯兰教奉为“世界性最优异的宗教”。如此这般，围绕着耶稣而牵扯不清的争议，形成三大宗教之间先天性结构冲突，其后，又无可避免地为捍卫各自的“真理”而斗争不息。鉴于此，只要任何一个上述文化圈的宗教信仰不为人文科学所取代，其“热政治”不能沉淀为“冷政治”，相互间谋求和平共处的愿望实为天方夜谭。
从政教合一到世俗化
大约在10世纪许，欧洲已出现犹太人的踪迹。出于宗教原因，也出于往往不可告人的掠夺财产原因，欧洲近千年的历史充满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的记载。至于寄居于伊斯兰教世界的犹太人，大体上反倒在支付贡款之后立即秋毫无犯。
欧洲犹太人之恢复“正常人”的地位，还是迟至19世纪启蒙运动晚期的事。而在此之前，欧洲社会渡过了整整500多年的岁月，先后经历了：：开发民族文化、打破“教会垄断文化”的僵局、争取“求知权”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后又步入争取信仰自由的新教革命，和随之长达两百年的教派斗争；接着抬出了“树立人权”、“打倒神权”的启蒙运动口号，由是迫使政教合一的“热政治”逐步让位于排斥教会干预政治的“冷政治”。至于民主，严格说来，欧洲当前的政党政治还是经过近百多年阶级斗争后才达成的妥协。然而尽管如此，这也只不过是中西欧地区的特殊历史经验，其兼顾社会正义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至今还得面对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加强市场竞争，减少社会福利）的严峻挑战。不过，最为关键的是，欧洲的世俗化、现代化运动是个自发的，由内部矛盾交集、激化所形成的局面，而不是经由哪个外来力量的介入、催化而取得的结果。
伊斯兰教世界的自救运动
自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伊斯兰世界曾经像中国一样的，走过悲欢离合的路，经历了反复的盛世与衰败。当欧洲9世纪仍旧处于教会垄断文化知识、排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黑暗时期，伊斯兰世界却连续300年之久，全力以赴地翻译欧洲古典著作，从而一度把伊斯兰文化推向傲人的高潮。伊斯兰教世界也与中国一般，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并从此一蹶不振。更加巧合的是，这两个文化圈也曾经不约而同地沿循着平行的轨道，先后发动过名义不同，但内容近似的自救运动：如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然而不论形式如何不同，决定其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不外以下两点：一是，误以为调动传统精神力量，集中低水平的人力与物力，可以促成某种神秘的“质”的飞跃（譬如，聚集1千把锄头，便可产生拖拉机效应；发动人海战术，便可抵挡高科技武装）；二是在现代帝国主义的干预之下，任何自救运动均举步维艰。当今环顾世界，似乎只有突破上述两个瓶颈的中国，尚有实现自救、自强的希望；至于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朗及土耳其，显然还有额外一道
“世俗化”繁杂工序。
外来压力促进民主还是对抗？
展开美国两百多年的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此中扶植亲美政权的大小动作比比皆是。二战结束后，通过对德国、日本的占领，又添加了若干民主外销的经验。但是，前者非但与民主建树毫无瓜葛，第三世界亲美政客甚至多属经纪人、军阀或独裁；后者，即德国、日本，其实早已具备高度工业化、政治世俗化和民族同类化的一系列有利条件。战败之后，两国民众又普遍欢迎政党政治，于是不费太多周折地便走上民主议会道路。至于911事件后的“民主促销”对象，如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几无例外地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教派，甚至部落、军阀斗争的问题。一旦这些国家直接受到美国的干预，反倒对主张世俗化的开明派极为不利，结果陆续把原教旨派推上执政地位。另外，以阿富汗、伊拉克为例，即便举行了投票仪式，而民众却无权参与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因此所谓“民主投票”不过是给外界指派的傀儡添加一道背书手续。此“民主政治”与欧洲的政党政治加以对比，立即可发现欧洲候选人必须经过各级党员的推选，也定然在政府或国会中维护选民的利益。
进一步加以对比，又发现美国的政党政治也与欧洲截然不同，其区别不仅在于美国政党的党员人数之少与权力之大根本不成比例；最令人感到“光鲜”的是，其劳动人民在两大政党中毫无代表性，由是执政党推行的政策完全出自财团的考虑。于是乎，美国国会山庄实际上无异于宣扬统治阶层“普世价值”的庙堂；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外推销的不是正统的民主政治，而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宗教”：口号为“民主自由”；行销手段为“资本与火炮”；而最终目的则在于“全世界以美国的信仰为信仰，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种宗教的“先天性结构缺陷”在国际上无论是遭遇“热政治”或“冷政治”，都难免造成冲撞。
2005/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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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改革报告
9月中旬，联合国大会将审议秘书长安南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报告”。该报告以《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为题，洋洋洒洒50大页，内容由发展战略到集体安全无所不包。笔者仅就较受争议的议题，略加讨论。
首先，关于安理会的改革，安南提出A、B两个方案。前者，增加六个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三个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后者，不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新增八个任期四年并可连任的理事国席位，并新增一个任期两年（不可连任）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目前除了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另增加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其实还是联合国第一次修宪的结果。如今按B方案行事，继续添加若干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不能够对安理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造。然而如果按照方案A进行改革，则涉及哪些国家符合常任理事国资格的问题。自然，为争取此席位，也引起许多国家极大的争议。
根据《宪章》规定，当前修宪必需至少要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