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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时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制度也是民主的。乔治·沃利斯州长的当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些南方深腹地，大众民主的意味更强，精英政治的成分更低。在黑人基本上不参与选举的情况下，那里的民众都是教育水平低，生活水平也较低的白人劳动人民。他们推举的州长，当然必须符合他们的口味。乔治·沃利斯本人，就是这块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个平民。他没有任何显赫的家庭背景，他当选的过程，就是南方民主的有力证据。
乔治·沃利斯的州长竞选，并不一帆风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对KKK这样的极端分子，一直没有好感。当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他没有去刻意迎奉这些人的观点，因为就他本人的思想状况而言，他并不属于这个阵营。结果，他的第一次竞选因此失败。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他的选民因此并不喜欢他。
乔治·沃利斯来自一个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从小在底层长大，他深知他的阿拉巴马的底层乡亲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应该说，和南卡罗莱纳的州长赫林相比，乔治·沃利斯也许没有这么深远的历史眼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和赫林州长一样，在认识上高于他的选民。于是，在当时极为保守的阿拉巴马选民面前，他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顺从民意”得到他所追求的州长宝座，要么他放弃他的仕途追求。因为，另外一个可能似乎根本不现实，就是他一时半会儿的确实无力改变他的选民。乔治·沃利斯选择了前者。他开始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成为一个坚定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宣扬者，于是，他顺利当选。
这样一个经历鼓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从此全身心地“进入角色”，自诩为南方的代言人。于是，乔治·沃利斯和密西西比州的本内特州长一样，成为一个坚守种族隔离政策的州长。因此，阿拉巴马州大学的种族合并也演变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乔治·沃利斯也把自己将要站在校门口挡住前来报到的黑人学生，作为在选民们面前的一个政治表态。
这个态度一经宣布，阿拉巴马州的局势立即就使白宫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仅密西西比的流血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同时，在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的罢乘运动黑人获胜之后，蒙哥马利市也发生过一些对于公共汽车的袭击事件。你一定已经发现，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这样的州里，这种状况几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民主怪圈里。就是什么样的选民塑造了什么样的州长，而如此一个州长又引导了这样的一群选民。
阿拉巴马大学的种族合校，已经是在1963年6月。就象密西西比大学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一样，阿拉巴马大学的最初两名黑人学生的入学也惊动了法院。事实上，当联邦法官对阿拉巴马大学作出指示，要求学校必须接受两名符合招生条件的黑人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官员立即表示服从裁决。要对抗的只是州长乔治·沃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真要实践诺言，站在学校入口，阻止种族合校，这已经是妨碍司法的行为。联邦政府的行政分支也就面临着一场危机。因为，在南北战争之后，谁也不愿意采取一种可能导致一场暴力冲突的做法。
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确实在竭力避免“硬碰硬”。他们即不希望强行将乔治·沃利斯州长从大学校门口拖开，又不希望看到最终乔治·沃利斯真的由于阻挡黑人学生入学，因而以“妨碍司法罪”被抓到牢里去。这就象有些南方的官员并不希望马丁·路德·金坐牢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么一来，反而就“成全”他了。当时乔治·沃利斯的顽固态度，已经使他成为该州底层白人民众的英雄。如果他真的因此坐牢，几乎就要“升华”为一个“殉难者”了。这样的效果，显然对于和平地解决这个危机，将会更为不利。
为了避免密西西比大学的流血事件重演，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试图安排和乔治 ·沃利斯面谈，寻找解决这个危机的途径。他们都是民主党的，不过政党在解决这样的政治危机时，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州长乔治·沃利斯搭足了架子，一直表示没空。他是一州之长，是他的选民们选出来的，又不是联邦政府给的官。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上下级的关系。因此，司法部长也只能协商安排与他的见面，而不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会面。乔治·沃利斯要是死活不见，联邦司法部长是毫无办法的。最终，这次见面的安排，还是通过一个阿拉巴马的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才被乔治·沃利斯勉勉强强接受下来。
见面安排在阿拉巴马，由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3年6月26日飞往蒙哥马利市，前往阿拉巴马州长办公室。他在事后对他的好友谈到，这真是他一生中最怪诞和沮丧的对话之一。他只觉得，他和乔治·沃利斯是完全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在他抵达之前，阿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还特地关照下面的人，把州议会大楼前地上的一个五角星标记，用花环盖起来，以防被罗伯特·肯尼迪踩到。因为这是当年南北战争之前，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宣誓就职的地方。可不能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这个北方佬给“亵渎”了。
这名南方州长和来自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长的对话，几乎是重演了一百年前南方和北方的那场争执。乔治·沃利斯所振振有辞地与罗伯特·肯尼迪抗争的，就是南方一百年来所没有能够咽下去的那口气，那就是：联邦政府无权侵犯州的权利。
在谈话的一开始，乔治·沃利斯就要求录音，他说要把这次对话“留给子孙后代”。对于他来说，也许胸中正激荡着为一百年前的南方委屈“伸张正义”的“豪气”。作为南方坚守种族隔离的最后堡垒，他有着一种南北战争战败前的“悲壮感”。他觉得自己在代表南方民众，说出他们被北方侵犯了的权利。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重要交叉点上，他要他和北方对阵的这次谈话成为一个历史记录。这个时候，我相信他确实认为，真理在他的手中。
罗伯特·肯尼迪却没有这样一种斗志旺盛的精神状态。他和乔治·沃利斯之间的这种精神状态的差异，实在也是反映他们在对于这个事件的理解上的遥远距离。他无可奈何地看着进入“南方英雄”的亢奋状态的州长，笑笑说，大概没人会有兴趣听这个录音。乔治·沃利斯立即回答说，但愿你是对的，可我却对此表示怀疑。
寒暄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立即切入主题。他完全明白这位南方州长的精神是吊在州的权利这个论点上，可是，危机当前，他不想腾云驾雾地对此展开理论性的大论战。他谨慎地表示，他也希望整个问题的解决是控制在地方一级的范围内，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言下之意，联邦也无意干涉州的权利。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理解，作为联邦司法部长，他有着超越“隔离还是合并”这些具体争论的法定职责。
就是说，罗伯特·肯尼迪希望乔治·沃利斯能够理解，在联邦法院对两名黑人学生入学已经作出判决之后，他作为一个联邦政府行政分支的执法官员，仅仅是想履行职责，使得法院的命令能够得到执行。因此，他并不是来讨论这个判决本身与乔治·沃利斯所代表的南方观点之间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更无意带着“北军”前来侵犯“州的权利”。作为南北双方公认的制度中的一个执法官员，他只是希望乔治· 沃利斯继续认同这个制度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遵从美国常识，不论是非如何，先服从和执行法官的判决。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败诉一方可以继续自己今后的司法挑战。为了达成谅解，罗伯特·肯尼迪甚至提到，“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同样会这样做的。”
乔治·沃利斯还是重复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种族合校，阿拉巴马将“州无宁日”。司法部长奇怪地问他，州长是否真的觉得一个黑人学生去上学就有那么“可怕”。乔治 ·沃利斯回答说，可怕的是联邦法院和中央政府居然“重书法律”，并且把它“强加在不情愿的民众头上”。他并不认为种族合校是件好事，这事起码是应该推迟执行。州长宣称，根据他的判断，推迟到他这辈人过去都不算长，至少种族合校“铁定不应该是现在”。
罗伯特·肯尼迪再次试图把这位州长拉回一个简单的服从法律的议题上。他再次重申，他们现在讨论的焦点，并不是“分离”还是“合并”，他们所争执的关键是：到底是否执行法庭判决。如果连州长这样地位的人，都可以拒不服从法律，那么以此类推，任何人只要不喜欢某条法律，或者认为该条法律对自己不利，就都可以拒不服从了。如果这样的哲学被认可，整个美国将不知要混乱成什么样子了。
司法部长显然是要提醒乔治·沃利斯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可是，提到混乱，正中了这位南方州长的意。他得意地指出南方和阿拉巴马州这样的地方，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当司法部长承认北方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的时候，乔治·沃利斯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儿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大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在那里散步。可你们的北方城市就做不到。
司法部长发现自己处于辩论的不利地位，原因很简单，在一定的程度上，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和个人的平等与自由是互为代价的。要说安定和秩序，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镇堪称安定的典范。而取消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