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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了。如果没有南北战争之后整体南方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那么可以想象，一个牵涉面如此广泛的公立学校改制，又没有坚实的民众认识的基础，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呢。
从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尽管判的是教育领域，但是，最高法院寻求真正的种族平等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几乎可以预见到，彻底在南方打破种族隔离的时刻已经就在眼前。这样的判词，对于南方的黑人，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在沃伦大法官的判词中，对于“分离”不可能“平等”的突破重点，并不是放在黑人的校舍比白人学校的破旧，黑人学校的课程设置比白人学校更少，这样一些可见因素上面。尽管在这些方面，确实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证明不平等。但是，正如大法官指出的，这些因素是可以使之 “平等化”的。沃伦大法官把突破的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影响方面。指出它“天生不平等”的原因是，它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他等于是在向黑人指出，在精神和心灵上，你们应该是和任何人一样平等的，你们应该拥有精神平等的权利。这个判例，等于是在南方的上空炸响了一个惊雷。
果然，在最高法院下命令取消公共教育种族隔离的那一年，在命令的执行还没有真正大规模开始的时候，在极端南方的深腹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就出现了又一个挑战种族隔离的事件。这一事件，你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是1955年的12月1日，一个名叫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准备回家。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打算做“英雄”的人，也丝毫没有准备作出一个什么历史性的挑战，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黑人妇女，那年四十二岁。她干了一天的活儿，累极了，此刻已是傍晚，她当时脑子里绝对没有政治，想的只是回家，休息。她和大多数的黑人一样，是坐市区的公共交通上下班的。
蒙哥马利市的市内交通是由政府支持的商业公司经营的，按照当地的法律，也实行所谓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公共汽车是种族隔离的。汽车的前半部是白人的座位，后半部是黑人的。但是，由于当时白人更普遍的是自己开车上班，而相对贫穷的黑人则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因此，属于白人的区域常常有空位，而黑人的区域却非常容易被坐满。结果，就有了一个折衷的规定，就是在汽车白人区的后部，划出了一个“灰色地带”。原则上它是属于白人的，但是假如没有白人坐的时候，黑人也可以坐在那里。可一旦只要有一个白人需要坐在这个区域，所有“灰色地带”的黑人就必须全部让出来，退回到自己的区域内。以维护“分离”。
这一天，罗莎·帕克实在累了。她几乎等不到回家，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她希望能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坐的机会。为此，她放过了第一辆满载的车，没有上去。她等到第二辆车来，透过车窗，看到这辆车没有人站着，就上了车。黑人区虽然已经满座，但是在“灰色地带”还有一个空位，而且空位的旁边已经有一个黑人在那里就座。她就过去坐下了。
驶到半路的时候，上来了一些白人。他们坐满了白人区之后，还有一个白人没有座位。这时，司机就要求在“灰色地带”就座的黑人把座位让出来。那里正坐着四名黑人。多年来罗莎·帕克几乎天天都坐这条线路，所以，对这个司机已经相当“面熟”了。当时的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没有黑人驾驶员，司机都是白人。当然也有对黑人依然礼貌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司机对黑人很有偏见，她知道这个司机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行为是“正常”的。蒙哥马利市的人们，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已经对此习惯了。
所以，尽管在司机叫第一遍的时候大家都没动，但是，他再一次叫他们让出去的时候，原来坐在窗口，也就是坐在罗莎·帕克边上的那个黑人男子，就站起来离开了这个区域，同时，另外两名黑人妇女也离开了。可是，罗莎只是在那名黑人出来的时候，把腿移开给他让路，然后，就移坐到窗口的座位去了。对于罗莎·帕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一念之差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具有挑战意味的“预谋”。也许，这一念之差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她当时感觉太疲劳了，实在不想站起来。
司机这时注意到她，问她是否打算站起来，罗莎·帕克说，“不”。这个时候，她有点较劲了。司机警告说，你要是不站起来，我就叫警察逮捕你了。罗莎·帕克说，你叫去吧。就这么简单，他们没有争吵，连话都没有多说什么。司机回头就下车去找警察了。在此期间，有人因为车子不开而离去，另外找车。也有人继续留在车上，可是，并没有人参与进去，也没有黑人为她打抱不平。一切都很平静。
警察来了之后，简单核对了事实，然后问她，你干吗不站起来呢？她只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她问警察，你们干吗把我们支来支去的？警察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法律就是法律。然后，警察还是再次向那名那个司机确认，他到底是要求警察把罗莎· 帕克带离汽车，还是要求逮捕。如果司机不要求逮捕的话，警察就打算在车下把她给放了。在美国，民众发现违法事件报案时，是有权要求警察执行逮捕的。如果报案者提出逮捕要求，警察不执行的话，警察是违法的。可是逮捕拘留并不说明有罪，是否有罪是需要经过审判的。在这个事件中，那名司机明确要求警察执行逮捕。
不管怎么说，罗莎·帕克是违反了当时当地的法律，就这样被逮捕了。当她坐在拘留室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说到底也不是犯了什么大事儿。只是她觉得很没劲。她想，原来已经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饭，干些晚上要做的事情了，可是，如今却坐在拘留室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看上去这是在南方种族隔离地区发生的一件小事。而且，发生得十分偶然。如果罗莎·帕克那天不是那么疲劳，也许她就不给自己找这份麻烦了。在她过去的生活中，一定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也没有都这样坚持。同时，如果那个司机不是一个种族偏见种族情绪那么强烈的人，她至多被警察带离这辆车，另上一辆车回家。也不见得就会有此后的麻烦。
可是，事情的发生又应该说是必然的。当时，距离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案”的判决，刚刚过去不久，对于撤销公共教育系统种族隔离的命令也已经下达。蒙哥马利尽管是一个宁静的城市，但是，这样一条新闻在黑人社区依然是具有震撼性的。黑人心中的尊严正在觉醒。罗莎·帕克的行为不是预设的，但是，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她除了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她还是一名黑人社团的秘书，她有着足够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在回忆她当时的感觉时，除了疲劳的麻木，她对于这种“愚蠢的规定”只觉得厌烦透了。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去看，逮捕她的警察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件蠢事儿，只是作为执法者，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里面真正起作用的，使得这一事件发生，并且走到这一步的，偏偏是那个现在看来确实是“愚蠢”的司机。
在一条法律支持一个“愚蠢”的偏见，而被这个偏见所侵犯的人，对它的轻蔑厌烦已经到了甚于愤怒的地步，那么，这条法律被蔑视和抗拒的时候也就到了。在精神上，黑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偏见所停留的时代和水平。当黑人们成熟到对这样法律的评价是“愚蠢”的时候，这条法律自然也就面临寿终正寝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当时蒙哥马利发生的这件“小事”，就连罗莎·帕克本人，都觉得后面肯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民事法庭，判一些罚款了事。她一定没有想到，她当时身心疲惫中作出的一个坚持，会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起点，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号召。这里有一个奇迹般的历史巧合，就是黑人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金，恰好在半年之前，从波士顿大学取得他的博士学位，来到蒙哥马利市的一个小小的教堂担任牧师。
马丁·路德·金当时非常年轻。他尽管读了几个大学，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可是，他当年是高中还没有读完就考上大学的。他来到蒙哥马利的这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六岁。就在罗莎·帕克事件发生前一个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在蒙哥马利市出生。马丁·路德· 金研读宗教和进入宗教界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黑人教堂的牧师。当时南方的黑人几乎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有影响的黑人社团也都是宗教团体。在那个年代，南方黑人的灵魂是浸泡在在宗教精神之中的，这和当时北方大城市黑人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黑人是城市海洋里的鱼，他们的大多数还是贫穷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度和接触的生活面，比南方黑人大的多。眼前五花六花的各种玩意儿彩色纷呈。他们是属于眼花缭乱的都市世界的一部分。
南方则不然。尤其是在南方的深腹地，就连白人的生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日全家肯定上教堂。南方的生活和价值观与北方是有很大差别的。早在奴隶时代，南方黑人的唯一精神安慰就是上教堂。当时黑人教堂的风格就是和白人教堂不一样的。南方黑人的风格，就是黑人灵歌的风格。黑人灵歌的深沉是真正的深沉，因为它是质朴的深沉。它从深渊一般的苦难中一点一点升起，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和做作。就象马丁 ·路德·金所说的，他们拥有的只是“疲惫的双腿，疲惫的灵魂”。这也是整个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风格。直到今天，在各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