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凡布伦总统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在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他不会采取激进的做法。他如果表现得渐进与温和，显然对他更为有利。一方面，由于他反奴隶制的立场，能够得到北方人的拥护；另一方面，由于他不马上采取激进措施，又不太得罪南方人。采取这种方针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跳出一个利刃般尖锐的议题，一面把民众清楚地一切两块，一面刀尖向上，逼着总统作非此即彼的表态，这是大选年最要命不过的事情了。
凡布伦总统是个明眼人，当然一眼就看出“阿姆斯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不善” 的议题。正如电影里所提到的，甚至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可能，就是事件升温到一定的程度，矛盾不可调和，结果干脆就引发出一场内战来。根据当时美国的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只不过二十年后，南北战争就是由同一根奴隶问题的导火索引发起来。因此，当时可以说几乎已是内战的前夜。
平心而论，对于一场内战的忧虑，倒不能说是出于凡布伦总统的私心。内战是当时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们，都希望能够避免的。这也是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始终还是少数的原因。因为激进者的一个口号是，干脆重新建立另外一个完全符合宗教理想的国家，同时也不惜任何代价，希望立即达到废奴的目标。这些口号都隐含着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哧哧”冒着火花的口号面前，大多数美国人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总统当然更不会例外。
另外，总统作为美国政府行政分支的负责人，被授权处理一般的外交事务。他确实也有他的难处。外交是对等的。古巴的船到了你这儿，你痛痛快快地给交出去，将来哪一天，你的船到了人家那里，不也就可以爽爽气气地就要回来了吗？这次你要是不给的话，哪怕有天大的理由，古巴和西班牙总是没了面子，下次再打交道，不知会添出什么麻烦来。
更何况，总统也有他的苦衷。尽管在那个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力极小，但是外交无疑是行政分支的工作。凡布伦并不赞成蓄奴，但是南方是合法蓄奴的，有些事情撞到他的职权范围内，他想不管都不行。有几次美国南方合法运送奴隶的船，也遇到类似情况。例如，1830年，一艘名为“科曼特”号的船，从弗吉尼亚运一些奴隶去路易斯安那，那是一个刚加入美国的蓄奴州。结果，船被风暴卷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巴哈马。巴哈马当时已经废奴，所以，英国人立即就把船上的奴隶给放了。
当时的凡布伦就是外交部长。对于南方人来说，我们在南方运送奴隶是合法的。现在遇上海难，英国人不交回来，擅自把奴隶给放了。造成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必须得给我去要回来，因为这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凡布伦当时也因此去和英国人打过交道。
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这个联邦松松散散，却显得十分牢靠了。当时除了一些大原则，属于联邦制定的法律很少。所以，对于各州来说，法律我自己定，日子我们自己合计着过。可是一旦出了事儿，跟外头的国家有了什么麻烦，联邦政府你得给我顶着。这就是当时典型的美国联邦局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维持这样一个局面，居然仅仅就是为了坚持一个与个人自由同步的分治的理想。
美国人对于这个理想的认真，在当时它对待一些后进入美国的新州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所有的这些州全部成为独立州，全部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从当年建国的13个州，扩展到今天的50个州，不论先后，全部一视同仁。联邦政府能够管到的事情真是相当有限。
写到这里，你也可以猜出凡布伦总统所领导的联邦行政分支的态度了。他们希望事件平息下去。可是，他们也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之下，只要 “阿姆斯达”号在那里，事情就不可能平息。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没有人能够解散 “阿姆斯达”委员会这样的民间团体；没有人能够阻挡律师们的一场司法挑战；没有人能够干涉新闻界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热情；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 “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凡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从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毕竟在制度的完善方面，还不能与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总统打算立马下台，否则民众根本不必担心行政系统敢做秘密交人这样的小动作。
这个案子确实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联邦检察官，也在一开始认为，从刑事案的角度，把这个案子带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责任。可是查了几天相关法律之后，他又认为， “暴动”发生在外国公民的船上；事件发生的时候，船是在外海，“暴动”的对象也都是外国人。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法庭有权对此作出司法判决。
“阿姆斯达”案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的财产归属的申诉，这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就是财产的申请人。这一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引起联邦检察官思考的，是该案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暴动引起的“海盗罪”和“谋杀罪”。这个部分作为刑事案，按照美国法律，起诉方应该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对于涉及行政分支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外交部长佛西斯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联邦检察官作出这样的表态之后，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这样一个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国法律，在行政与司法两个分支之间，究竟是谁对“阿姆斯达”号的“人和货”，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最后，在外交部长佛西斯与联邦司法部长格伦迪认真研究之后，终于由格伦迪小心地拿出了一个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见。格伦迪是司法部长，这个意见当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看上去不会有什么破绽的。
这个正式意见是，坚持按照“平克尼协定”，将“阿姆斯达”号及其货物和黑人，全部交还西班牙当局。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美国必须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时候，维持它的诚信。船上的财产明确归在路易兹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应该是美国的司法裁定对象。至于律师对两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通行证”的质疑，格伦迪认为， “阿姆斯达”所携带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指出美国应该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调查。
他又指出，按照国际法，无国籍的海盗船，是任何一个抓到它的国家，都有权审理的。但是“阿姆斯达”号是一条明确的西班牙船，属于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国旗。船上的暴动也与一般海盗行为有别。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盗案”范围之内。
针对“阿姆斯达”案实质上最引起关注的黑人问题，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许多美国人指责奴隶贸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中，都曾经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现在，如美国这样一些个别的国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是，这些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法律制约。而无权对其它国家的公民采取司法行动。
在美国通过禁止进口奴隶的法律中，规定在抓到违法的奴隶船时，总统必须用联邦政府的经费，送这些奴隶回到非洲。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总统下令，用联邦预算的开支，把“阿姆斯达”号的黑人送回非洲。针对这个建议，司法部长格伦迪宣称，总统并没有合法的权力送这些黑人回非洲。因为，这条法律给出的权限，只适合于发生在美国疆土范围内的非法奴隶交易。“阿姆斯达”案则不在此列。
格伦迪重申，既然奴隶制在古巴合法，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财产。美国无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行政分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遵从“平克尼协定”，将船上的一切交还西班牙公使。他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还两名西班牙货主，黑人们将可能没有机会再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隶身份辩护，所以，交给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这样，黑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站在西班牙的法庭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还“阿姆斯达”号，才是总统的责任。
凡布伦总统对于“阿姆斯达”事件的决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这里，行政分支还是必须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