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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偶像的制作技艺过于重视，估价过大的缘故。这样便使具有者虽然改变了以往把它们当成魔鬼而进行宗教敬拜的做法，但却仍然留在自己的屋子里，借口是用这种方式来崇敬基督、童贞的圣母马利亚，使徒以及原始教会中的其他教士；因为这事很容易办到，只要把原先也许是称为维纳斯和丘辟特的像取上新名称，称之为圣母马利亚或她的儿子——我们的救主的像就行了，同样，也可以把周彼特的像变成巴拿巴、把墨丘里的像变成保罗，如此等等。
由于教士逐渐为尘世的野心所沾染，使之力图取悦于新信教的基督徒，同时也使他们喜爱这类的偶像崇拜，希望在他们死后可能和已经得到的人一样得到这种崇拜，于是人们对基督和使徒的形像的崇拜便一步胜似一步地变成偶像崇拜了；
只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以后不久，许多皇帝和主教以及教会公会才看到这种事情的非法性并加以反对，但是已经为时太晚，或是过于软弱无力。
圣者的列圣是外邦人宗教的另一遗迹。这既不是误解《圣经》的结果，也不是罗马教会新创造出的，而是和罗马共和国同样古老的一种风俗。罗马第一个列为圣者的是罗慕洛，其根据是尤里乌斯。普罗科斯的叙述。他在元老院前发誓说，罗慕洛死后和他讲了话，并确实告诉他说自己住在天上，被称为奎里努斯，并且会保佑他们的新城邦，于是元老院便公开证实他的神圣。尤里乌斯M恺撒和他以后的罗马皇帝也得到了类似证实。这就是列为圣者，因为现在列圣的定义就是根据这种证明而来的。它和异教人的奉为圣徒相同。
教皇的最高教长的称号和权力也是从异教徒罗马人那里援引来的。这是古罗马共和国中在元老院与人民之下具有最高权力管理一切有关其宗教仪式与教义的人的称号。当奥古斯都M恺撒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时，他所取得的只不过是这个职位和人民保民官的职位而已，这便是政教两方面的最高权力，后来继位的皇帝也享有同样的权力。当第一个明证并确认基督教信仰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世的时期，让罗马的主教在他的权力下掌管宗教的做法和他的明证信仰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看来那些主教并没有那样快就取得教长的称号，而是后继的主教自己封上的，为的是支持他们对罗马各行省的主教所行使的权力。因为使他们具有这种管理其他主教之权的不是圣彼得的任何特权，而是皇帝们始终支持的罗马城的特权。这一点由下一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罗马皇帝定都于君士坦丁堡时，该城主教就声称和罗马的主教地位平等；不过经过一番争夺终归让教皇获得了胜利，并成为最高教长。但他只是根据皇帝的权力而成为最高教长的，而且在帝国范围以外也不能这样；当皇帝失去其在罗马的权力以后，即使从他手里夺取权力的就是教皇本人，他也不能在任何地方成为最高教长。从这里我们可以顺便看出，教皇除开在以下两种地方以外，对其他主教并不具有优越地位：一个是在他本人就是世俗主权者的领域内，另一个是在皇帝具有世俗主权、并明确地选定教皇在他之下作为他的基督徒臣民的教长的地方。
仪仗队中拥载偶像是希腊和罗马宗教的另一遗迹。因为他们也把一种专用的车子载着偶像各处走，拉丁文称之为圣车和神车。偶像放在框子或匣子中，他们称之为神龛。他们所谓的队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仪仗队。根据这一点，在元老院尊敬尤利乌斯恺撒的神灵崇拜中，有一项便是在色西安竞技会的仪仗队中为他设了一辆圣车和一个神龛，这就等于是当成神载着各处走，正象目前教皇的瑞士卫兵打上圣杖载着他各处走一样。
这类仪仗队中还在神像前点燃火綼e和蜡烛，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这样做。后来罗马的皇帝也都接受同样的崇敬。我们在书上看到，卡列古拉登基时，由一大群百姓拥簇着从密森奴姆坐车到罗马，道旁摆满了香案和祭祀牺牲，并点燃火綼e。卡拉卡拉也是点着香撒着花地被迎入亚历山大里亚，并且还有希腊人在他们载神的仪仗队中拿着的那种火綼e。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虔诚而无知的百姓有很多时候便经常在教堂里用类似的盛况来崇敬他们的主教，其中也有蜡烛，并有救主和圣者的像。蜡烛的使用就是这样来的，有些古老的公会把它确定了下来。
异教徒还有圣水。罗马教会在礼拜日中也模仿他们。他们有酒神节，我们也有与之相应的通宵礼拜。他们也有农神节，我们则有我们的嘉年华会，以及忏悔日的仆人权利，他们有普通莱帕斯的游行队，我们则把五月柱取进场地架起来围着跳舞。他们有所谓恩巴伐农神节的仪仗游行，我们则有祈求礼拜在野地里的仪仗游行。我认为这些并不都是从外邦人最初皈依起留在教会中的全部仪节，而不过是我目前所能记起的一切。有人如果好好看一下有关希腊与罗马人的宗教仪式的历史中所提出的东西，我毫不怀疑他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种外邦人宗教的旧空瓶子，罗马教会的圣师们由于疏忽或野心而灌上了基督教的新酒，这种新酒到时候一定会使这瓶子炸裂。
第四十六章 空虚的哲学和神怪的传说所造成的黑暗
哲学就是根据任何事物的发生方式推论其性质，或是根据其性质推论其某种可能的发生方式而获得的知识，其目的是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或人力允许的范围内产生人生所需要的效果。因此，几何学家从图形的结构中找出其中的许多性质，然后又根据这些性质通过推理而找出许多构成图形的新方法，目的在于能用来测量土地、水面和无限的其他用途。同样的情形，天文学家根据太阳星辰在天空不同部分升起、下落和运行，找出形成白天、黑夜和一年不同季节的原因，因之而能记录时间，并得到了其他这类的学识。
根据这一定义就可以显然看出，我们不能把包含着慎虑的原始知识（即经验）算成哲学的任何部分。因为这不是由推理得来的，而是在人和猛兽身上同样可以找到的。这不过是过去一连串事态的记忆，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小的环节被忽略了，就会改变效果；使慎虑最深的预期遭到失败。然而从正确推理中所得到的一切却不是旁的，而只是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真理。
因此，哲学之名也不能用于任何错误的结论，因为用他理解的语词作正确推理的人，决不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
任何人通过超自然的启示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称为哲学，因为这不是通过推理获得的。
根据书籍的权威进行推理而得到的知识也不是哲学，因为这不是从原因推论结果、也不是从结果推论原因所得到的，因之便不是知识而只是信仰。推理的能力是由于语言的运用而产生的，所以推理就不可能不发现某些几乎和语言一样古老的普遍真理。美洲的野蛮人也不是没有某些优良的道德箴言，同时他们也有一点点算术来加减不大的数目，但他们却不能因此而成为哲学家。原因是这样：谷类和酿酒的植物，在人们知道它们的性质并用来作为营养食品或栽种在田野中与葡萄园中之前，就少量的分布在田野和森林中，在那个时候人们吃的是橡实、喝的是水；正象这样，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正确、普遍和有益的推理，成为人类推理的自然植物。但最初这种植物数目很少，人们当时根据粗陋的经验生活；没有方法可言，也就是除开野草以及错误与推测等普通植物以外，就没有知识本身的播种或栽培。其原因是人们在获取生活必需品和防范邻人以后就没有闲暇功夫了，这在建立幅员广大的国家以前是不可能有其他情况的。闲暇是哲学之母，而国家则是和平与闲暇之母。首先有繁荣的大城市的地方，就首先有哲学的研究。印度裸体游行的圣者和波斯的马吉，以及埃及与迦勒底的祭司都被列为最古的哲学家，而这些国家则是最古的王国。当希腊人和西方其他民族的国家（也许不比路加或日内瓦大）没有获得和平以前，当他们彼此同样畏惧对方的时候，当他们没有闲暇观察任何事物而只能互相盯住对方的时候，哲学是不会兴起的。最后，当战争使许多较小的希腊城邦结合成较少较大的城邦时，希腊的各不同地区才有七个人获得贤人的声誉。其中有些人以道德和政治的哲言著称，有些则以迦勒底和埃及人的学术著称，这些学识就是天文和几何学。但当时我们却还没有听到说有任何哲学的派别存在。
当雅典人打垮了波斯军队，获得了海上的统治权，因而获得了爱琴海中欧亚两洲的一切岛屿和沿海城市的统治权，并渐次富裕起来以后，在国内和国外没有工作的人便没有旁的事情可做，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见《使徒行传》第xvii章，第21节圣路加语）或是公开向城邦中的青年讲哲学。
每一个老师都找一个地方来讲学。柏拉图所找的是某个称为学园的公共场所，这名称是由一个名叫阿卡姆斯的人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则在盘神的庙廊中，称为吕西昂学派，另一些人则在画廊下，也就是在商人落地售货的廊下。另一些人则在另一些地方教导或讨论他们的意见来消磨他们的闲暇。还有些人则不拘地点，只要能把城中的青年招在一起来听他讲话就行。加尼兹在罗马当使者时也象这样做，因而使得伽图劝告元老院赶快把他打发走，恐怕青年们喜欢听他的高论（他们认为如此）而使品行败坏。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之中任何人进行教导或辩论的地方便称为schola这在他们的语言中意思就是闲暇。他们的争论则称为消磨时光。哲学家本身也以学派名为名，其中有些人就是以上述各学派的名称为名的，比如遵从柏拉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