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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听着！”巴拉贝突然喊了一声，打断了大家的谈话。“啊，见鬼，这不就是莫斯科吗！要知道我们是在莫斯科！要知道克里姆林宫很近，斯大林同志就在那儿！让我们来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健康而干杯！！！”
在这次祝杯之后，大家喧哗起来了，当然，我已经听不见铃声，也听不见汽笛声了。
然而，可惜，斯大林同志这时不在莫斯科。
有人对我说：“等一两天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就要来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被前线的事情拖住了，我就这样未能和他见面。
我不得不满意于格列丘赫、柯尔尼茨和斯特罗卡奇各位同志所叙述的一切。他们和柯夫帕克一起参加过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他们听到过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给游击队员的临别赠言。格列丘赫和斯特罗卡奇所讲的事情，帮助我准备和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各位同志的会晤。我打算要问的许多问题，现在都不成问题了。
我知道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工作十分繁忙，认为和他们的会晤将是简短而且严格的公事性的。因此我写好了自己的报告，又把它删节了几次，在 长的表报中摈弃了一半以上的问题。
那时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它的实际领导人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同志是西南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后来是沃罗涅什和乌克兰第一战线的军事会议的委员，进行重大的工作；他还直接领导了乌克兰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总参谋长是斯特罗卡奇同志。此外在莫斯科行使职权的还有中央司令部，首长是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柯同志。司令部归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管辖。
我在这里莫斯科与党中央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会面时，看到游击力量是那么强大，人民在敌后的抵抗已经获得了那么大的活动范围。也许我看到和感到的更重要的，是游击运动在整个国家武装力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筹划和领导的。
在军队里，连队、团队、师团、战线经常感到邻近有其他的连队、团队、师团、战线，不仅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行动也一致。游击队经常是隔离的，经常是被敌人包围的，往往夸张自己的孤立。无线电和飞机就是它与“大陆”和军队取得联系的一些工具。这种联系的线索是很容易断绝的，那时就感到完全孤立了。
我在中央司令部和乌克兰司令部认识了一些练达的军官。它们经常而有效地使用着远方的失落在森林里的游击队。
在和斯特罗卡奇和波诺马连柯谈话以后，我了解当我们和莫斯科失去联系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不幸。
莫斯科也不比我们少着急。双方都在寻找。可是我们在找到了蓄电池以后，只轻轻地叫一叫，而莫斯科却整天整夜地往空中打出了警告信号：要求其他的支队、军事侦察员、地下工作者：“通知一下，费多罗夫在哪儿？”
我得知，工程师们天天在研制特种形式的游击队武器，在设计地雷和枪炮的消声器。倘若我们没有失去联系，就会获得一些独创的新产品的。
我得知，成千上万的志愿兵正从全国各地向莫斯科投递申请书——请求，有的甚至要求：“派我们到游击队去吧。”不，不仅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了故乡的解放而要亲自参加斗争。那些申请书都是由所有或者近乎所有的苏联各民族的儿女们提出的。
这些申请书全部在游击司令部加以分类，并派人来研究。很多申请人在审查以后被召唤到了莫斯科。
我最后还得知，莫斯科有一家特设的游击队医院。我们几百个在敌后斗争的战友已在这里治好，飞回原来的支队去了……
坦白说，在莫斯科，我的游击队员的自尊心大大地提高了。特别是在波诺马连柯和斯特罗卡奇两位同志告诉我某些总数，使我知道了游击斗争的一部分总结以后。这些数字使我大吃一惊。不用说，它们在目前是不应该发表的。但是我极想要赶快和同志们会面，告诉支队，游击运动是怎么回事。
对，正是这样告诉游击队员们游击运动是怎么回事。他们对这点知道得非常不够，不过是自己见过和做过罢了。但是在莫斯科，每一个知道我“从那儿来”的人，都问我同一个问题：“游击运动是怎么回事？请您详细地告诉我们……”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伏罗希洛夫同志接见了我。
经过波诺马连柯给我介绍以后，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和我握手道：“请坐。尽可能详细地报告吧。”
我做了两个多钟点的报告。其实这不是报告，而是一次生动的、不受拘束的谈话。伏罗希洛夫本人造成了这种毫无拘束的气氛。
谈话一开始，伏罗希洛夫同志就对出席的将军和上校们说：“我必须预先告诉你们，费多罗夫同志并不是军事专家，而是省委书记。他在某些专门的军事问题上是有权犯错误的。”
当然我尽力不滥用这个权利。伏罗希洛夫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虽然我对报告认真地准备了好久，但有些问题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我结束报告时，伏罗希洛夫从桌边站了起来，仔细地用考验的眼光望着我的眼睛道：“您大概懂得，战争的命运正在斯大林格勒决定，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战场要接近你们。红军的进攻将是神速的。您考虑过没有，你们的游击战术应该怎样在红军的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改变吗？”
他没有让我回答，便继续说：“红军将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援。”
伏罗希洛夫从桌边踱了出来，带我走到墙边去，墙壁几乎完全被绸幕遮着。拉开帷幕，露出了一幅万分之一的、全部用颜色铅笔划着记号的大地图。伏罗希洛夫同志拿了一跟指挥棒，在哥美里、切尔尼多夫和奥尔洛夫各省的毗连地区，也就是我们活动的地区划了个圆圈。当我看到用蓝色箭头表明的最近半年来我们拟定的移动全程时，我大概无法隐藏惊讶了，最了不起的是，我昨天在司令部里所作的关于我们最近时期的移动的报道，也已在这幅地图上找到了反映。
伏罗希洛夫看出了我的惊讶，微微笑了：“接近实况吗？……那么，您以为现在你们是不是从这里向任何铁路大枢纽站方面移动，占据这个枢纽站，变成那里的主人，不让敌人的军车开往前线去的时候吗？”
我一下子找不到回答了。
斯特罗卡奇同志说在我的先头：“允许我说话吗，元帅同志？乌克兰司令部的意见是费多罗夫的联队应该尽量赶快从克列特年雅森林回到切尔尼多夫省去……”
“到巴赫马奇去吗？”伏罗希洛夫很快地回答道。他考虑了一会儿，接着说：“巴赫马奇枢纽站可以，但是科罗斯天尼或者谢彼托夫卡也行……带便说一句，费多罗夫同志，您知道柯夫帕克和萨布罗夫已经向西进行袭击吗？这也不是坏事。这里邻近前线，回妨碍你们。把队伍开得深入一些，不是更好吗？那里德寇集中的军队比较少……你们有充分的力量作大规模的袭击吗？自然，我们将给你们一些帮助……好吧，不必马上答复了，你去考虑一下。但是要考虑到现在是大大地加强破坏活动的时候了。这是目前主要的事情。斯大林同志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把这项工作指向我们。您的联队已经有一些经验吧，是不是？”
“四十六列军车，”我说。
“你们利用些什么工具？在哪儿弄到炸药的？”
“我们收到了茶褐炸药，自己制造地雷，最近还从德国的炮弹和不曾爆炸的空投炸弹里弄到了一些炸药。”
伏罗希洛夫对我们的自制经验很感兴趣。我转告了一些详情细节：怎样从炮弹里熔下茶褐炸药，又是怎样寻找不曾爆炸的炸弹的。
“伏罗希洛夫同志，德寇在训练自己的飞行员瞄准投弹，为此派来轰炸农庄、面粉厂和小村落。”
告别时，伏罗希洛夫问道：“您大概想见见家属吧，要去看她们吗？”
我说，还没有任何打算，甚至到现在连正确的地址也不知道。可是如果能够抽出时间，当然要去看看她们。
“那么是不是把家属接到您这里来比较好些呢？真的，斯特罗卡奇同志，您把这件事安排一下吧。关于飞机，我会下命令的。费多罗夫同志，您对这样的决定觉得满意吗？好，就这样吧……您去准备袭击。什么都不要忘记。”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两天以后，我在中央飞机场上见到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带便说说，她们肯定说，虽然我已骇人地变了样，还穿着不可思议的游击队员的皮袄，可是她们早已在飞机的窗洞里便认出了我。她们还说，踏出飞机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右颊颤动的象个电报键。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值不值得相信她们。
不久以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了莫斯科。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的一年半的工作和我们游击联队的战斗活动的报告。
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决定把我们的联队分成两个部分，派一部分到西部乌克兰去从事大规模的袭击。
第一章 向西前进！
一九四三年三月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接见了我和联队政委德鲁日宁，我们的谈话是最后的临别会谈。我们街道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简单、扼要而又确切地指示了我们今后若干月中的任务。
这道命令的要点是这样的：
联合游击队司令员费多罗夫同志、联队政委德鲁日宁同志、侦察队副指挥员索洛伊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