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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开始给我们投送茶褐炸药和硝氨炸药以后，支队里对“爆炸工作”的嗜好更加厉害了。现在支队攻击任何大小的居民点时，我们的爆破手们便把工业企业、动力战和安置在石头建筑里的仓库破坏得一干二净。
在戈尔捷耶夫卡区中心的历时不过半小时的战斗中，当其他中队和分队进行战斗时，破坏工作人员炸毁了酒精厂、炼油厂、发电厂、粮食仓库和几辆卡车和拖拉机。
在科留可夫卡，破坏队的弟兄们也在一次作战中完全摧毁了火车站。他们拆断了二十四处铁轨，破坏了所有的岔道和转辙机、通讯和信号的设备，炸毁并烧光了锯木厂、木材堆栈、燃料和饲料的仓库。
从飞机飞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时起，洁净的纸张变得十分珍贵起来。有些同志甚至同意出让一撮足够卷一支纸烟的黄花烟来换一张信纸。同志们写了许多信，希望总有一天会降落一架飞机来把邮件捎走。
现在大家拿全部空闲时间来写信。可是飞机却没有降落。许多人积了成束的信，就象整本的书一样。我读过几封这样连篇累牍的信。我选出了我们勇敢的破坏工作人员之一的华洛佳·帕伏罗夫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讲到自己初次跟小组出去爆炸火车的经过。
华洛佳那时还不满二十岁。他战前在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一年纪读书。你要知道，他在我们这里也研究一些运输问题；然而不是研究铁道建设，也不是研究铁道管理，而是加以破坏。
现在，帕伏洛夫是苏联英雄，转到原来的学院的五年纪去了。他很快就会造桥了。
我在下面摘引的这封信是从华洛佳那里挑出来的。他在信里报道了太多破坏工作上的“技术性”的详细情节。当然，现在这封信已经没有军事秘密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
我亲爱、宝贵的妈妈！
我不知道哪天会给你寄出这封信，或是就这样一直搁在口袋里……记得你向来喜欢详情细节，要我描述环境状况。我是在帐篷里写这封信的；不过，它不是象你在军营里或儿童团夏令营里看见过的那种普通的帐篷。我们的帐篷极矮小，你在里面站不起身来，甚至当你坐着的时候，脑袋也还碰得着檐顶。我和华洛佳·克洛科夫俩住在一起。他是个好少年。事实上他是位工程师，不是庄稼汉。他比我大好几岁，但是快乐、机智、生气勃勃，而主要的是勇敢。他待我直率，没有谦让殷勤。这叫人很痛快。他有许多可以供人学习的地方。再说，他不叫弗拉季米尔，而叫伍谢夫洛特，可是这里大家都叫他华洛契加，于是我也这么叫他。
妈，你别埋怨我这样东拉西扯。我思想不容易集中。弟兄们正坐在我身边起劲地玩着纸牌呢。不过请你别以为是在赌钱。赌钱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我们根本一文不名，同时绝对不需要钱用。
现在我要开始跟你谈谈帐篷。它是这样子做成的：一张降落伞的绸子撑开在几根木柱子上，而在绸篷的顶上盖上几张冷杉皮。我们是这样来剥树皮的：这一个弟兄站在另一个的肩膀上，用快刀割开一道深深的切口，几乎一直割到下面，然后在树顶和树根周围割破一圈。我们把所有的树枝都齐根削去，削得很光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皮连里皮一起剥下来——你知道，下面便是那滑溜溜的纤维了……这时脱了下来，结果树皮好象一张弯曲的胶合板，上面留了些树节的窟窿；可是我们把窟窿都塞没了，然后把树皮放在绸帐上。任何大雨也透不过这样的房顶。帐篷是故意给做得很矮的。我躺着在写信……
……现在，妈妈，我想把第一次到远方作铁道手术的情形告诉你。你们医生们把手术叫做借重外科刀子的干涉。我们也切断铁道路基，但是不用刀子，是用炸药……我先前只参加爆炸桥梁和德寇汽车。我还曾受命敷埋地雷来爆破作业敌方的有生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敌方的步兵。但这是简单的，你在半小时以内就能学得头头是道。
我动手作第一次铁道手术，不是以爆破手的资格，而只是以战士的资格去的。费多罗夫亲自给我们送了行。不过这一队的队长，它的指挥员，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他是个十分勇敢的人，一个真正大胆无畏的硬汉。他只担心一件事，怕人家总有一天怀疑他是个胆小鬼。除了我们以外，这一队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位姑娘，还有一位出色的向导员——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潘科夫。他认识这儿所有的森林和所有的达到，认识小路，认识兽迹，象“皮袜子”一样。你记得范尼莫尔·库彼尔吗？
当我们给送出去作战的时候，姑娘们都哭了。为什么呢？妈，这是因为她们比男子多情善感的缘故。
潘科夫说：“姑娘们哭起来就跟打喷嚏一样容易。”
当我们离开营地大约四公里时，巴利茨基命令大家坐在草地上，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意味深长地静默了好一会儿，接着嘱咐我们留神听他讲话：“我预先通知你们：谁要是没有自信，谁就回营地去，过后就迟了。我们对于一切困难不能有任何废话，或者任何抱怨。要勇敢、有纪律，要无条件地完成我的一切命令！明白吗？要有丝毫违犯，胆怯萎缩——就地枪决！我不是在嚇唬你们，而只是预先通知你们，假若没有这些条件，你决不能去搞破坏工作。谁要是这么样的，尽可请回去：谁也不会强求你们，谁也不会讥笑你们。”
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尽管巴利茨基保证决不会有人讥笑，实际上，在我们营地里胆小鬼却正引起普遍的鄙视甚至憎恨。他回去就等于自认是个胆小鬼，为此他甚至可能在墙报上被痛骂一顿。
我们站起身来，顺着小路穿过森林。总共得走二十五公里光景。在有些地方，我们倒退着走过公路和村道。我们特地学过这样子走路。为了走成正常的步子，我们必须走得很快，一步不停。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德寇见了我们的足迹，会以为我们是向相反的方向去的。
有一次，我们一直等到德寇的卡车驶过的时候。卡车是整整的一队，载着不下于一个连的士兵。我们没有卷进去跟他们打。我们有别的任务。
我们个人轮流携带炸药，要不然就是地雷，有点儿重——十二公斤。可是游击队员都不喜欢手里拿东西。人人都竭力想把全部重荷分成多少份，好挂在背上或是腰带上；两只手非空着不可，以便随时能够射击。我们也不象红军战士那样背着冲锋枪。我们的枪是挂在左肩上的，就在手边，枪口对着前方。
游击队自造的地雷不过是一木头匣子，大约四十公分长，宽高各二十公分。匣子里放着一种跟芥末颜色相仿的东西，但不是粉末，而只是块茶褐炸药。为了使你不害怕，我要告诉你，它本身是不会爆炸的，甚至把它用火烧、或者给子弹打中了也不会爆炸。它是用雷管来引发的。在炸药上挖上一个或方或圆的窟窿，这儿在装置地雷以前插进一枝爆管，也就是雷管；然后安上弹簧、撞针、信管……你没有图解是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的，再说，你也不须要了解。你未必有一天会利用这些玩意儿。
我们在距离铁道大约六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这儿离开卡明村不远了。卡明村有我们的自己人，我们支队的一名通信员在那边的伪警部队里服务。我们的制度是这样的：破坏队在到指定地点去的路上，无论如何不应走近居民点，因为可能碰上一些坏蛋，他们会跑去报告德寇，说游击队开到哪方面去。
但是一两个侦察员是必须走进村子里的。这一回潘科夫去了。他从伪警那里，也就是我们的通信员那里打听到，在兹林卡—查科培齐区段里，现实相当安定，没有大批德寇。同时他还探明怎样万无一失地潜近铁道。
潘可夫的消息使巴利茨基十分懊丧。原来新近有一列装汽油的火车向布良斯克方面开过了。你要知道，妈，我们炸毁的是哪一种火车，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固然，即使一列装着任何不重要物品的火车碰上地雷而翻毁了，那么这短铁路也要停运好几小时；但是我们用炸药是很节省的，每公斤都得计算计算。炸毁一列运兵的或是装坦克、卡车、飞机、汽油的火车才算是件体面事。这就是巴利茨基懊丧的原因。他心里想，既然开过了一列装汽油的火车，那么另一列就不会很快就开来。
我们十分顺利地到了路基跟前，这儿防卫很差。森林距离铁道线约两百公尺。我们伏在森林边上的草丛和灌木林里隐蔽起来。巴利茨基叫我们个人离开十公尺，以便如果必须射击时，可以一下子包围整列火车。
你要知道，炸毁机车和颠覆车厢还是不够的；必须毁灭所载的辎重。如果开来的是德寇的兵士，那么就尽可能多杀死他们。机车由于爆炸一出轨，列车就停止了，我们便一齐向车厢开火，最主要是向后部的一节车厢开火，特别如果是一列货车的话。警卫队通常总是堵在火车尾巴上。
你现在大概在莫斯科为我熬受吧，像我自己一样，在第一次是不是丢了脸呢。倘使我是独自一个人，那或者会暗暗害怕的。可是所有的弟兄都是好人，大家兴高采烈地走着，还开了许多玩笑。
妈妈，要是你能瞧一瞧你的华洛佳就好啦！我现在完全不象个城里的大学生，正如大熊不象羔羊一般。我有了豪迈的外貌。穿着是按照游击队的时髦式样：一件匈牙利的皮背心（就是所谓‘马扎尔卡’的）；一双靴统向下摺的高统靴，上面垂着一条宽大的、用德国毛毯做的酱色裤子；头上带着有红色宽带的帽子；腰带上有几颗手榴弹；皮带上挂着冲锋枪。要是在一面穿衣镜跟前挺直身子看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