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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贝准备转身到邻村去，那边拟定有个会要开。现在他要向集体农庄庄员们讲述最后的新闻了：德寇在胡说八道，说已经歼灭了苏联空军。咱们的重轰炸机群刚才还飞过！
当我们的飞机再度在空中出现时，支队指挥员已经骑上马了。现在飞机正在回航，但是只有两架。
过了五分钟光景，在不高过二百公尺的营地上空又飞过了第三架轰炸机，右翼往下搭拉着。游击队员们发现有一个发动机已经不管用了。
到前线无论如何还有一百五十公里。
“他们拖不拖得到那边呢？”游击队员们暗自思量。
飞机消失不见了。游击队员们走散去干自己的工作，巴拉贝和政委也动身开会去了。
但是他们被游击队员们追上了。送消息来的人惊惶不安地报告说：飞机在十五公里以外的波戈列察村方面坠落了。
当然，会议被取消了。巴拉贝带了十个人骑着马直奔波戈列察。在村边离开教堂不远的地方，一架巨型双发动机飞机钻进了地里。两翼碰到了树木，都从机身上脱开了。
机身整个儿裂开了，白色的包儿象剖开的巨人的肚子里的内脏一般，乱抛在草地上。打从包儿里不时有些方块的纸片飞出来。
孩子们把这些纸一包一包地捡起来。不用说，这是苏联的传单。有一个弟兄想把小门儿打开，但是已经不必了……穿过裂缝就能钻进驾驶室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组成了警卫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爬进机舱去，可是那里已经没有飞行员。原来农民们已把他们送到乡村医院去了。
有一个通信员从那边回来说：“到处是血！有两个人的脑袋裂开了，队长的两条腿就跟两条软鞭儿似的。只有一个人还能走动；可是活像害了鼠疫病，一面叫喊，一面摇头，眼睛死洋洋的，好比两粒钮扣……第四个人只是吱吱咯咯地咬着牙齿。哎呦，真可怕！没有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大家全都胆小害怕……”
村里医院旁站满了人。巴拉贝问道：“附近有德国人吗？”
“开来过一辆汽车，可是一听到游击队在这里，马上拨转车头开回去了。”
老看护长告诉巴拉贝，飞机指挥员的病况十分严重：“两条腿都折断了，头部擦伤很深，已经有四十分钟不省人事。他的一个伙伴也昏迷不醒：脊椎骨受伤。”
一个农民装束的年青小伙子见了巴拉贝，直挺着身子站在他的面前。巴拉贝穿的是红军军官的制服，只是没有符号罢了。
“指挥员同志，请准我问一声！”在获得许可以后，他用恳求的声音说：“指挥员同志，带我们上森林里去吧。不要抛下我们。您瞧，弟兄们要受难了。”
“这个‘我们’是指谁？您是这里的什么人？”
小伙子又唰地立正，敬了个礼，报告道：“我是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马克西莫夫。”
“无线电报务员同志，那么您为什么不穿制服呢？”
小伙子低头对自己看了一眼，眨着两只眼睛，差不多有五秒钟没有做声，接着抓住了巴拉贝的一只手，带着颤声急急地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随我来，我把屋子指给你看。来吧，来吧，噢，请，指挥员同志！我的证件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不但有制服，还有上面刻着字的表。我是马克西莫夫，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
“放心，马克西莫夫同志，请您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吧。”
但是马克西莫夫本人也不很清楚自己的遭遇，他怎样来到这座村子的，怎样乔装改扮的，他都不知道。他虽然神志恍惚，语无伦次，但还是讲了出来。
飞机一栽到地上，马克西莫夫理解到还活着，能够动弹，便爬出裂开的机身，拼命地奔向最近的农舍。他冲进房去，也不回答主人们的问话，便赶快脱下衣服。他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扔掉，只剩下一套衬衣。
“给我！”他对主人们喊了一声。
他把表连同放钱和证件的皮夹一并倒在桌子上，接着请求道：“给我，快些给我点儿穿的！救救苏联飞行员吧，你们站在那里干么呀？”
他们给了他一条旧裤子、一顶帽子、一双破破烂烂的高统靴，还有一件短棉袄。他急忙穿上衣服，回头奔向飞机，他受了神经虚脱性的影响，不是完全自觉地行动的。
马克西莫夫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灾祸的经过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轰炸机小队从伊凡诺夫附近的飞机场起飞。我们接到了战斗命令：轰炸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的敌方军车。在轰炸回航路中，我们发觉右发动机被火焰包围了。飞机指挥员想用急转弯来卷灭火焰，可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开始丧失高度。很明显，我们已拖不到前线了。指挥员沃洛丁同志提议道：‘让我们毁了要好些，可是不能落在德国人手里。’我们都赞成。沃洛丁把飞机引进了森林。然而它原来是个树木稀疏的果园，我们都没有跌死……”
领航员拉戈津插进来说话了。他受了一些碰伤，可是还不能走动。
“指挥员同志，有多少人在保护我们呢？”拉戈津低声问道。“总共三个人吗？应该增加一些。请您下令把卫队加强……”
马克西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指挥员同志，在医院屋顶上架起一挺机枪吧，到机身上去拿下来就是。那里我们有一挺大口径的……您要明白，我们究竟是飞机驾驶员，要是给抓住了，德国人会把我们撕碎的。飞机里还有一架无线电发报机，把它拿来发个报告吧……”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枝边的值班员睡着了，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