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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住他的后颈，拖他到警察局去。要是他反抗的话，就把他象打扰我们的恩人——德国人的土匪那样就地正法。”
麦福季叶维奇非常严肃地说着这一节话，不时回头望望德寇。当然，他已经看出翻译员的俄语程度很差。老乡们也明白了麦福季叶维奇的把戏。有些人微微笑了；可是有些最最慎重的人却对他做着暗号：皱起眉头向一边点着头，意思是说，信口瞎聊够了。但麦福季叶维奇不听从这种主见。
“我认为，”他继续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先生，但毕竟还不十分了解德国人已给我们带来了解放。现在是我们停止仇恨、要什么就把什么交给胜利的德国人的时候了。如果德国人到我家里来带走母牛呀、猪呀、鸡鹅呀，你们以为我会打架吗？不，我高高兴兴地全部奉献。昨天，他们来要寒衣，为的是使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兵不致冻僵。所以我明明白白、高高兴兴地贡献了一条裤子，倘使德国人需要，我连衬衣也会奉送。因为我以德国人肚子里装着我的鸡子，穿着我的裤子去打赤军和游击队而自豪。”
人群里早已有许多人在微笑，有些人勉强忍住了笑声。
领土委员困惑地一会儿瞧瞧演讲者，一会儿瞧瞧翻译员。
麦福季叶维奇转向德国人道：“翻译员先生，请您告诉首长，为了德军的胜利，乌克兰人既不会吝惜裤子、鸡子、妻子，也不会吝惜孩子的……”
他直等到翻译员满足了他的请求。显然，委员已经放心了，微微一笑，并且鼓起掌来。
麦福季叶维奇也微微一笑，提高了嗓子继续说：“作为一个忠实的老头儿，我必须按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说，我本人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对德国人的爱戴。要是我年轻些，嗯，象这个小伙子，或者那个小姑娘，”他指着人群里的什么人说，“我就要到森林里去，动手扑灭那些正在破坏我们幸福生活的混蛋……”
现在，人堆里已经没有人笑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十分严肃地倾听着。翻译员以锐利的目光瞅了演说者一眼，可是又放心了。
麦福季叶维其说：“我要自愿参加警察部队，领一支步枪或者机枪，去对那些藏在林子里的布尔什维克证明一下，不单是他们才能够使用武器。要是我年青些，我决不会和老婆坐在家里，象那些警察大爷般大喝烧酒。我会向德国人表明咱们乌克兰人能重视自由，咱们中间还有些勇敢的人！”
伪市长是西部某省的乌克兰人，虽不完全懂得老头儿说的混杂的俄罗斯话夹杂乌克兰话，对揣度到他的演讲词中包含深意了。他俯身向翻译员低声讲了几句。可是翻译员回答时瞧不起人地微笑着。他深信自己是精通语言的。
麦富季叶维奇更进一步深入自己扮演的角色，忘记了小心谨慎。他徒然触犯了伪警。这里有几个带着臂章的伪警在场，实际上，与其说他们是防止游击队，不如说是酗酒和抢掠居民。他们中间站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嚷道：“喂，老头儿，你想进行鼓动干么？！打住那种自我批评吧！”
可是麦福季叶维其没有着慌。他转向翻译员愤怒地说：“官长老爷，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要为我们的胜利而加紧斗争，对不对？”
“对极了，”翻译员答道，“好，收场吧，”他示意要麦福季叶维其离开讲台，但是老头儿假装不懂。
他对伪警叫道：“干么，打回来了吗？我说白白把武器发给你们这批混蛋并没有说错。你们就是害怕出去打游击队……哼，你们在挥拳捋袖干么？你说，这不是实情吗？在我这里拿走的裤子为什么不送到莫斯科附近的战场上去，却落到警长的屁股上呢？哼，你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拿走老大娘菲利品科的围巾呢？是不是为了德国军队呢？不，你撒谎，你骗不了我！”
翻译员生气地说：“停止！每星期三下午一点到二点，指挥官公署接受对警察的行为方面的控诉。”
“翻译员先生，他干么找我的麻烦。我在谈正经事，他却纠缠不清……我当着全体老乡的面前公开地告诉你：警察不过是些偷儿和混蛋罢了，如果是些忠实的人，就不会害怕自我批评，也不会要我闭嘴。”
好几个伪警聚成一团，开始顺着讲台的踏步走上去，想抓老头儿，可是委员示意叫他们走开。
“请原谅，我焦急起来了，”麦福季叶维其讨好地唠唠叨叨说。“允许说下去吗？”
“不，不，去吧。”
麦福季叶维其带着胜利凯旋、志得意满的微笑从伪警察身边走过。人群在他面前让开了路，立刻便合拢了。瘦小的他马上在人群里消失了。
“散会，”翻译员喊了。
老乡们开始急忙散去。自然，我们的弟兄们也没有失掉时机。当后面的广场上发出一声枪响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二百公尺光景。他们扭过身去，看见几个伪警正在一个瘦小的人影儿后面奔跑，显然在追麦福季叶维其。老头儿象只狐狸一样，拐弯抹角地避过了他们。
伪警叫喊了些什么，跟着向他开枪。
老头儿跑近一道高高的篱笆，想要翻越过去，可是给一颗子弹打倒了。他还能挺起身来。
“刽子手们，德国强稻的走狗，卑鄙的东西！！！”他还来得及喊了出来。
伪警们已经挨近他了，又开了几枪。老头儿不再喊了。
在归途上，弟兄们在灌木下面捡起了麦福季叶维奇藏好的传单。
没有一张传单是白费的。
每次，无论什么人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争论便开始了。
有一部分人说，老头儿这样暴躁起来是徒劳无益的，不值得自投罗网。他连传单也全忘了。他的行为中没有理性的、固定的打算。
“但它是壮美的，”另一批人称颂道。“他叫德寇和伪警当场出丑！”
我记起萨宁挨了波布特连科一顿严厉地申斥。他在战前是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分队里的指挥员。
“要是我当领导。”萨宁动人地说，“我要命令扫除这些有腐蚀作用的故事。同志们，这种故事必须终止。行动中根本缺乏觉悟和纪律……”
“说呀，说呀，”波布特连科对他叫道。“请你说下去，让我们听听你的理由！”
萨宁没有懂得波布特连科话里的挑衅；相反地，大概还认定啊在支持自己呢，于是更妄自尊大地说：“那个老头儿简直是……怎么表达呢……”
波布特连科再也忍耐不住了：“你把你想的坦白地讲出来，别表达。我们每个人都会表达。你要说什么？说这个老头儿没有组织吗，说他政治上不开通吗，说他应该偷偷摸摸地活动，那时他就会活上一百岁吗？他不能发表演说，那么将他干什么呢！你懂得在人民大集合的场合下，把唾沫吐在法西斯分子脸上也是件教育工作吗？”
萨宁站了起来，摆了摆手，可是他沉住了气，慢慢地从火边走开去。
“不，回来！”波布特连科对他叫道。“你和我谈个结论出来，要有勇气讲下去。”
“我无权和你在众人面前争辩，”萨宁愁眉不展地说。“我是有政治知识而且守纪律的人。”
“可是我准许你辩论，命令你辩论！”波布特连科喊道。“如果你无法答辩，那么就听着。你要好好记住，轻视死亡，在人民面前为真理而死是最值得的。做这种事也需要指挥。而麦福季叶维其老头儿是聪明的，他壮丽地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事实。他可能一生在人民中间靠开玩笑过活。但是他英雄般牺牲了。而我们谈到他，这就是说他已把自己写进了历史！”
有许多人在篝火边。战士们从别的篝火边奔到这里来听。波布特连科说话不会低声静气，平平淡淡。他喜欢引起辩论，我看见德鲁日宁已经按捺不住，雅列明科也马上准备加入谈话。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我们听到值日员的喊声：“空袭警报！”
敌机的隆隆声快到村庄了，我们扑灭了篝火。
第四章 庞大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曾几次三番濒于覆没。我并不是指那些个别的小队、分队、中队，不是，而是全军覆没。因为我们没有想要投降。
每逢我们差点儿几乎全军覆没的时候，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某种奇迹，也不是由于敌方的弱点。拯救我们的是：团结性、群众的机敏、指挥员们的巧妙、集体的英雄主义、自觉的纪律——简而言之，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性”这几个字。
读者早已知道，切尔尼多夫省支队初次陷于危急万分的境地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的时候。它的过失与其说是由于军事上的毁灭的实际威胁，还不如说是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由于对本身力量的缺乏信心。那时候，省委把零星的支队合并为一个大规模的队伍，并且领导它去进攻。
现在开始了第二次格外严重的考验，而且延长了三个月：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三月、四月。
第二次考验大约在令人欢欣鼓舞的几天以后开始的。我们的确是称心如意地安顿在迈依布特尼亚、拉索契基、茹拉夫列瓦·布达各村里。从这些村子对邻近的伪警卫戌队完成了多次得手的袭击。我们和“大陆”取得了联系，作出了我们活动的总结，并把它转达党中央。他们答应派飞机运送补充的武器给我们。
毫无疑义，我们已变得坚强爱。战士们已习惯作战，学过了最重要的游击战争的实用课程。重要的是许多人脱离了家乡，脱离了住惯了的地方、脱离了家属；士兵离妻儿愈远，仗也打得愈好。我们的指挥员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批不好的指挥员，按照战前占有的地位而在沦陷前被任用的，都被淘汰了。至于那些到这个时候还在我们这里保持指挥员职务的人，几乎全都打得很好。甚至对比沙拉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