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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队员烘面包。一句话，她是自己人。
下面是马里亚讲的关于英雄共青团员们的殉难日情形：
……从那个该死的三月一日早晨，当我知道科柳什卡和同志们又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起，我就离开了家，开始在霍尔梅的人家，东过一夜、西住一宵。我在霍尔梅走来走去，打听到那两个姑娘——科斯特罗马·舒尔科和马尼卡·奥努科娃也被抓去了，但是她们好象被允许给送东西，甚至答应释放。
早先他们到我那里来的时候，我总对科柳什卡和舒拉·奥麦年科说，她们对秘密工作了解得不够。我对他们说：“应该小心防备科斯特罗马和马尼卡·奥努科娃。这倒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外来人，主要的是这两位姑娘不够严肃，行动轻佻。她们只喜欢打打纸牌，跟小伙子们卖弄卖弄风情。”而科利亚回我，说是年青人越多越好。他的真理行得通倒就好了，可是结果你瞧，却应了我这句倒霉话。
霍尔梅没有真正的监狱。当这些孩子受到折磨时，老远就听到他们从秘密警察占据的房子里发出的叫喊声。有一个伪警，也是个年青人，忍不住跑掉了，他一看到拷打就病倒了，而且抖了两天。我想大概是通过他，人们才知道秘密警察机关里的刽子手们怎样把我们的孩子用针插进手指甲，怎样用步枪的通条来抽打。为了更有力的撕破皮肉，他们还在通条上缠着橡皮。老乡们说，德寇用木槌来打菲佳·列兹尼琴科的胸膛。但是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说出什么来。我又怎么知道的呢？你瞧我不坐在你们面前，活着，很硬朗。还有别的和我联系过的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捕。只有这两个姑娘认识的一些人才被抓去。可见一切事情都是通过她们干的。
三月四日，我们的孩子被带到了严寒的暴风雪里。起先有命令要把他们绞死。但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搭起绞架，给带上河边去了。押送的一小批人全是体格强壮、脸腮红红的法西斯匪徒，而我们的共青团员们看来却那么小，那样瘦。他们全都赤着脚，恶棍们只给菲尼亚·奥努科娃留下了鞋子和头巾，但是面孔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舒拉·奥麦年科缺了一只眼珠——被打破了。他自己勉勉强强地拖着腿，但还是托着菲尼亚的肘子，和她小声地说着什么。
老乡们站在街道的两侧，变得象石头人一般。德寇推开他们，人们却不散。舒拉·奥麦年科的母亲马里亚·费多罗夫娜冲过了德寇的警戒线，扑在地上，抓住了自己儿子的两只脚，喊道：“把我，把我也带走吧！打死我吧，我不要活了！”舒拉向阿俯下身去，想把她从地上搀起来。这时候德寇冲到跟前，把马里亚·费多罗夫娜摔开了。舒拉对她喊了一声：“妈妈，他们打不死所有的人，我们的真理会胜利的！苏维埃政权会来的！”
科柳什卡是我的外甥，我一下子认不得他了。头发白了，唉，白得简直象个老头儿。他看见我就扭过头去。这时我保不住密了，就对他喊道：“亲爱的科柳什卡，永别了！”随后我听到人群中有好多人在叫喊、告别。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菲佳·列兹尼琴科、舒拉·奥麦年科和列尼亚·特卡琴科——虽然他是最小的——却向人们答话，喊口号，摇晃着拳头，也就是号召反抗德寇。只有科利亚一个人不做声，他白白地是他们的带头人。
街道在拐角处开始急陡地上升。当他们登上了最高处——那儿德寇就不让我们上去——科利亚在最陡峭的地方转过身来对着人们，拿存心保留下来的嗓音大声叫道：“我们死也不投降！斯大林同志万岁！”德寇扑过去把他打倒了。还没有走到河边，他们就忍不住了，开始径直在村里的大路上开了枪。而且没有瞄准……
德寇在第二天，才允许死者的亲属把尸体抬回去埋葬。每一具尸体上都有二三十处伤口……亲属们把所有的死者都抬去埋葬了，只有小小的列尼亚·特卡琴科独个儿留在河里。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又没有姐妹。第二天夜里，我偷偷地劝服了一些好心人去把他从河里捞出来，那地方的水不深。我们去了，而尸体已经不在，后来才知道其他的同情者早已先我们去了。我们哀悼了……
有一回我走着，碰到了科斯特罗马，可见她已被释放了。这么说来，我的话说对了，她和她的朋友马里亚出卖了我们的人。有个小伙子和她在一起，可能是个伪警。我把她叫到一边。她看我是个老太婆，并不害怕，走到我跟前。我悄悄地问她道：“姑娘，人家说你是信教的，常上礼拜堂去，是真的吗？”她答道：“真的，老奶奶！”并且拿无耻的眼睛瞧着我。“那么，姑娘，人家说，你是犹大的子孙，对不对？”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只是尽眨着眼睛。而我转身就走开了。
在我们共青团员被处决以后，大约只过了三天，老乡们当中突然又全都知道，苏联的传单在各个角落张贴开了。于是又和从前一样有从莫斯科广播的最新通报，此外还有科柳什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死也不投降！”这时人们才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你们虽然是自己人，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传单是谁印的……
我们得到报告，说是在科留可夫卡区·阿列克谢夫卡村边的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个快要死的犹太人。他不知怎的侥幸地从德寇那里脱逃了，现在害着斑疹伤寒快要死了。他说梦话时常常提到费多罗夫、巴丘克、波普科和波布特连科……
也许是祖谢尔曼吧？
这已经好久了，我一到省支队，便问起雅可夫。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消息。因此那时我同意这种想法，认为雅可夫在从依琴雅支队到省支队的路上落入德寇的手中而牺牲了。不管这种想法多么痛苦，但是要知道，战争就少不了死亡……
一天晚上，我摆脱了自己支队里的事情，邀请第一分队的指挥员格罗明科一起带了一小队战士，动身前往离营地三十公里的阿列克谢夫卡。
派在先头的侦察员报告说，村里没有德寇，而那里的伪警都是很恭顺的，也就是说，不过是一些胆小鬼罢了。我们直向指定的房子奔去。窗户里暗淡地点着灯。我命令随伴的战士们在四周布好岗哨，我和格罗明科上前敲门。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给我们开了门。她穿着一件外套走到台阶上，用背推上了门。
“西多罗夫娜有病，”小姑娘说，“她正在浑身发抖，吩咐我谁也不让进去。你们是些什么人呀？是警察吗？”
“我们是亲戚，”格罗明科说。
“您撒谎。西多罗夫娜根本没有亲戚，只有妈妈和我一个人……你们最好还是别进去，我们这里有人害伤寒。妈妈派我照顾西多罗夫娜奶奶的，给她弄吃食。我正在给她煮稀饭。”
但是我们还是走了进去。小姑娘那对灵活的、稍微有点儿古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屋子里月光比灯光还亮。墙壁都熏黑了，炉灶也好久没有粉刷；又冷，又不舒服。
老大娘在黑洞洞的角落里转着身，用嘶哑的声音问道：“是你吗？纳斯嘉？”
“西多罗夫娜，有几个人来找你，他们说是亲戚。”
“决不会的，把他们赶出去。”
她没有商量，就叹着气，转过身去，稻草垫子沙沙地响起来，看来她不是又睡着了，便是昏迷了。
“看见没有？”小姑娘说了。
“还有什么人住在你们这里吗？”没有等到她回答，我便故意大声喊道：“我是费多罗夫，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的这位同志也是游击队员。”
两条赤条条的细腿马上从炉台上放了下来。
“啊，原来是您！”我听到了微弱的嗓音。“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不错，果然是雅可夫·祖谢尔曼，我流浪时的老伙伴。他吃力地从炉台上爬了下来，用瘦长的手臂撑着，勉勉强强爬到了板凳上。他朝灯光坐下。我看到了一个憔悴不堪、胡须长长的老头儿。
事实上雅可夫总共才二十六岁。他长久地喘着气，看来从炉台上到板凳的这几步路使他够累了。他瞧着我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哆哆嗦嗦、断断续续的笑。只是那对大眼睛却显得喜气洋洋。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可夫重说道。“这么说，您还活着哩。我早听人说过，可是不相信。这里有人说，费多罗夫离得不远，但是我病得很重，有时人们走来谈起您，后来我总以为那是我的梦话，而且不相信。”
大概格罗明科和我望着雅可夫，就象违反怜悯心一般望着必死无疑的人一样吧。
“您别以为我快要死了，”雅可夫说。“我已经死过两次，几乎被打死五次，但现在，在我看来，已经快复原了。生的是斑疹伤寒，”他按着说，急急地想尽可能一口气说完。“老大娘和这位小姑娘可真是好心人。我不知道……”
“你究竟出了什么事？”我问。
雅可夫对格罗明科瞅了一眼。
“这位是我们的游击队员，你尽说无妨。”
格罗明科伸手给雅可夫。可是雅可夫没有把自己的手伸给他。
“我身上脏，”他说，“您别碰我。她们没有力气给我洗澡，可是她们这样对我已经了不起了。您要是有时间，坐一坐吧。我不要求您带我走。我欠着这两个人的人情，因为我在她们面前是有罪过的，我很感激她们。”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拿袖子抹掉了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我吃下了巴丘克的信，要不这样不成。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我很抱歉，有罪就该打，可是大概不会打象我这样虚弱的人吧。是的，您要知道，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是非常英明地叫我不离开您……西蒙年科在哪里呢？”
“他也走了。”
“他会到了妈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