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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契科略停片刻，四面望望。
“你瞧，这只小鸟。一只普普通通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叫。无忧无虑。吱哩－哩－哩。可是当它唱完自己的一支普通小调的时候，几百个人——不，几千个人却在枪林弹雨下面送了命！”
“听着，路契科，别说啦，住口！”
“干么，难道我说得部队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的心在痛，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能不说！”
有一次，我们正在赶路，发现在两百步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屋——不知是不是看林人的住房，台阶上站着一个穿乌克兰大褂的农民，突然这个农民把自动枪按在肚子上。
我们揣度他是一个化装的德寇，便立刻伏在地上。这时德国鬼子们开迫击炮了，炮弹象下棋似的有规则地沿着我们掩蔽的边沿落下来。在路契科看来，弹片可能马上打着他。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做做好事，把手枪给我，让我自杀吧！”
我没有把手枪给他。我们往回爬了一个圈子，到了起先落下几颗炮弹的地方。一切结束得很顺利。
“你瞧，”我对巴维尔·路契科说。“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全！”
“是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一次算是运气。但是半小时以后会怎样呢？明天会怎样呢？当我们不得不象软体虫那样贴着肚子在地上爬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说这就是我读大学的目的吗？！”
路契科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十分难受。一方面困得要命，一方面饿得慌。此外我的一双脚也折磨我。我想：“但愿它马上磨成真正厚实的脚茧吧。”再说我的皮大衣也使我讨厌：我走一步，它就打我的膝部一下。有谁说过皮子是不透水的吗？它不仅透水，而且吸水，变得象链条那么沉重。
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的痛苦。
我在这个树林里遇到一位上校。因为他是这一带地方最高的军事首长，我就走去和他商量商量。我们彼此相当谨慎地打听。起初只说些一般的客套，他说，你要知道，情形不好，前线没有了。哪里是我们的部队，哪里是德国鬼子，一点远摸不着头脑……
“…那么，老实说，您是什么人？”上校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用一种命令的语气问道。
“怎样来对您说呢……上校同志，让我们走到一边去，彼此亮亮身份吧。”
他的证件证明他是一个兵团的炮兵司令，名叫格里戈利耶夫。再说，他的外表、姿态、谈吐——他的一切都足以表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骨干指挥官。
我认定：“这个人对游击队大有用处。”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格里戈利耶夫同志，您认为可不可以组织一个不大的游击队？”
上校没有立刻就回答，一面沉思，一面来回地走着。
“可以，”他过了两分钟光景说。“我早已想到这件傻事。您是苏联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又是党的省委书记——完全可以当得政委，我来担任司令员！”
我们到树林里去招募人员。有好几十人——大部分是红军战士——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排了队，报了数。查明我们共有九十六个士兵。我们统计了一下军用品：计有步枪八十三支，轻机枪两挺，手榴弹四十六枚，冲锋枪十二支，手枪二十三支，罐头肉四十听，还有四块半大面包。
上校对列队的战士们宣布：我们是一支游击队。
“凡是拒绝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人，向前走两步。”
没有一个人拒绝。于是上校分派职务，指定了侦察人员和军需人员，把队伍分成两个小队，又挑选几名军官来当参谋。
德寇的军队几乎陆续不断地沿着古林卡到哈尔科赴的公路移动：有单独的和成队的坦克。有一车一车的步兵，有摩托车兵，还有辎重车辆。在一次指挥员的会上，除了上校以外，还有两名中尉参加，我们决定现在离开树林，因为德寇快要来扫荡了。
在公路的另一边，大约两百公尺开外的地方，有另一片树林。我们在队里发现一个本地人，过去是拖拉机手。他说：潜入德寇后方去的最安全稳妥的途径，就是经过这片树林。当时还有其他的理由，我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速动身。
“我们要分成几个小队穿过公路，”上校命令说。“政委同志，把您的冲锋枪给我。我要先和这位拖拉机手到公路那边去，看一下地形之后便回来。我想要不了两个钟点，就可以完成这次侦察的。”
我顺从地把冲锋枪交给了上校，祝他们一路顺风，接着我便命令全体战士散开，到矮树丛里去休息一下。我们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昨天夜里我们通宵没有合眼，前几夜也只打了几次磕睡。
我们公平地分配了剩下来的食物，把上校和他的伙伴的一份留着，然后开始等待。
我睡着了。大约三小时以后，值班的把我推醒了。
“什么事，上校回来了吗？”我问。
“没有，政委同志，我没有看见上校。但是西面有激烈的枪声。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不，我们还得等指挥官回来。听到命令了吗？”
我们又等了一个钟点，上校仍然没有回来。他已经安全地越过公路了，这是大家见到的。
上校的失踪使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我比别人格外懊恼，因为我丢了一支冲锋枪。
（经过两年多的相隔以后，我又遇见了格里戈利耶夫上校，经过情形，我以后要说的。）
有人在树林里生了一个火堆，一批乘车驶过的德寇看见了，就对树林开机枪和迫击炮。我们爬得更远了，直向树林深处爬去。路契科下落不明，使我着急起来。
“路契科，你跟马儿搞什么呀！”我学着农民的口音喊道。
德寇朝我说话的声音这边打了几长排子弹。
我再爬了几公尺，又开始叫‘路契科！’，于是又给自己引来了德寇的枪火。战士们发牢骚了，他们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大叫大喊来暴露他们呢？
我不得不忍受这位同志的损失。后来查明，他根本是逃跑了。
我们的队伍瓦解了。一共只剩了七个人。我们没有发任何誓言，也不再自命为游击队；但是坚决团结在一起。
这样我们七个人在波尔塔瓦省的切尔努钦区的树林里流浪了五六天。大家挨着饿，靠 浆草和草根活命。有一次我们走了运：有几个牧人送给我们一盆煮熟的马铃薯和半块大面包。这是一顿真正的盛宴。但是我们并没有吃饱，仅仅刺激了一下食欲罢了。
有一回傍晚，天色黑下来了，我们决定走进村里去。一条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一幢房屋离得很开，中间隔着菜园。时间还不晚，但已不见一个人影。四周是一种沉闷而令人厌恶的寂静。当然，屋子里都是有人的。往常，你要是晚间沿着村街遛 ，四面八方的狗就会乱叫乱吠冲到你脚跟前来；而现在我们是七个人，却没有一点儿声响。
我们是这样走的：我走在头里，后面跟着中尉，和其余的五个人，一个跟着一个，每人相隔两步。也许我们应该离得更远些；但是各人都想要听见走在前面的人的呼吸声。
我的两只脚照旧疼痛难忍。我支着手杖走路。我的皮大衣又重又热。哪有人在九月里穿皮大衣的呢？但是冬天就在眼前了，丢掉的话又上哪里去搞一件？
我们默默地走着。我带头，但是上哪儿去呢？我想：“能遇到一个大娘或老头儿就好了。”我正在这样想，就看到一家民房台阶上的一个男人的侧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已经开口想招呼他，而他却转过身来。现在，在光亮的白杨树干衬托下，钢盔和挂在肚子上的冲锋枪的轮廓便看得见啦！
“德国兵！”
这是我这么近看到的第一个活的德国兵。
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恐惧吧，我从口袋里拔出手枪就对着他开。我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我弯着腰向民房那边的菜园奔去，同时对弟兄们喊了一声：“德国鬼子！”
射击顿时开始了。一支冲锋枪打响了，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我拼命在高低不平的菜 上奔跑，摔倒了，爬起来再跑。一块木板在我脚下踩裂了，我跌进了坑洼。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爬出来，向更远的地方跑去。一道高高的带刺的篱笆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停也不停，直跳过去；我的裤子给刺儿钩住了，几乎扯成两半。
“站住！”
我朝着“站住！”的地方开了两枪，连滚带跌地顺着斜坡向一条小河滚下去……这时又来了一串照明弹和子弹。我的膝头不知怎的剧痛起来。我想：“给打伤了，这些坏蛋，”但是我还能跑。后来拼着全力一冲，扑通一声跌进河里去了。
这条小河的出现是出乎意外的。我们在白天已经渡过一次了；但此地，这条河似乎来了个弯曲。我象对岸游去。我的大衣在水面上胀大了，帽子也给水冲掉了。
“站住！站住！站住！”现在左右两面都传来了叫声。
两个德国鬼子发现了我，拿冲锋枪向小河猛烈扫射。同时又是那些该死的照明弹。照明弹一升起来，我便钻进水里。但是你能在水底下待多久呢？一颗照明弹挂在空中要比你能够待在水里更久……这条名叫墨诺哥的河并不太宽，却相当深。穿着大衣和长统靴真是万分困难。我游到了对岸，没有爬上去，只是在矮树的阴荫里涉水。我让脑袋在河面上露出一些。我的一支长统靴因为给河底的泥粘住而脱落了，我索性把另一支也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