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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同志，这我懂得……但是，政委同志，您要知道……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战士们进行了关于当前的任务的谈话，进行了关于我们争取什么的谈话……您说——人民的复仇者。我也是按这样的意思解释的。但是他们不很了解。个别的战士以为游击队员的地位是特殊的。有一个这么说，游击队员没有前途，如果和红军战士们比较起来，他的地位简直是不中用的。况且游击队员既没有地方退却，也没有地方进攻。”
“噢，比方说，我们不是在实行进攻战吗？波戈列察……”
“我也说过。他们不同意。他们说，那不是攻势，只是突击。我们突击一下便躲进了森林。他们问，往后怎样呢？要知道森林毕竟被包围了。又有人问：现在红军正在莫斯科城下发动攻势，一天天地展开攻势，那边的战士快活……”
“那么游击队是和红军的行动毫不相干的吗？政治指导员同志，您本来应该解释说，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和前线联系上，可是无论如何我们是跟军队在一起的。红军的攻势也就是咱们的攻势。”
“这些人也懂得这一点，政委同志。但是您瞧，比方拿战士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来说吧。他是农业机器站的钳工。他在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总是深刻的。他说，战前，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计划，而且努力求其实现。现在，他也想不仅要信赖红军，而且照他自己的表示：‘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深入到基层中的游击队的发展计划。’”
雅列明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转告了我和地下省委的其他委员们。这里有一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事实上，没有计划、没有清楚的远景，我们苏维埃人的确是不能生活的。计划已经成了他的需要、他的习惯、他的第二天性，这是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主要区别之一。这种需要表现得突出或者逊色，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发展。钳工尼基佛尔·卡里斯特拉托夫使理想和计划打成一片，实质上是对的。苏维埃人已经习惯于理想可以实现。不管怎样，他总希望确切知道引导他往何处去。
我们本来应该向战士们说明我们游击队进攻的道路。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我们前进并且追击敌人时，这就是进攻；我们放弃自己的阵地而敌人占领乡村和城市时，这就是退却。
在军队里，每一名战士都懂得：如果他的部队配备完全，并且技术方面的装备良好，那它就是强大的。这个部队越庞大，就越能给敌人更大的打击。
假如部队是机械化的，一切都用汽车来调动，这样就好。当然，坐橇车走的公里要比步行的公里多得多。
就是这种看来好象是极简单的道理，在森林游击的条件下，都必须重新审定一下。
的确是这样，什么算是进攻呢——部队向西活动，深入敌后算是进攻呢，还是向东，走向前线算是进攻？收复居民点算是进攻吗？要知道德寇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居民点驱逐出来，而那里的居民会被德寇严酷地惩罚。
支队的大小并不总是决定它的力量。一小队勇敢的人员能够轻易地躲藏起来，时常给予敌人很沉痛的打击，特别是借助于破坏行动，打击得更厉害。
由此来了第三个问题：应不应该置备马匹和辎重队？当然，骑马比步行惬意得多；但是也许哪里也不需要骑马去呢？在自己的地区里，我们以团结一致的小队来作战不是更好吗？我们非常熟悉本区的情形，森林里的所有小路都摸熟了……
现在不仅是原先的游击队员们，凡是读过关于卫国战争中游击运动的书籍的人都知道：游击队不是地方部队便是袭击部队。前者坚守着自己的地区，后者却进行一些战斗便开走，然后兜些圈子回来，完成了几百公里要不就是几千公里的转移。
在一九四一年时，连支队的指挥员们也不明白有这样的区别。那时要是有人问我，问波布特连科，问雅列明科说：你们想不想把自己的支队变成袭击队呢？我们会回答不上来。
谁都没有命令过我们成为这样的支队。
运动战，换句话说就是袭击战术，是由生活本身要求我们进行的。
人们有时说，某些游击队长期驻守在森林里。不错，有时候小支队局限于防守，好几个月既不在居民点出现，也不在公路上出现。但我知道没有一个苏联游击队曾在全部沦陷的年月中安心地坐守在那里，单是东藏西躲，一事不干。
假如有人讲到某一支游击队在整个战争时期呆在森林里什么都不干，这或者就是企图诽谤游击队员，或者它根本不是游击队，而是一群刑事犯。
住在森林里是不怎么舒服的。有人要问：那么猎人、看林人和其他的森林专家又怎样呢？他们常年住在丛莽密林中，在荒山野地里钻进钻出。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不是住在森林里，而是在那里工作。并且一般说来，这种比喻是不合适的。一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另一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
在和平的条件下，那时就是有好好地进行建筑，稳固可靠地躲过恶劣的天气，组织起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也绝不是人人都喜欢森林生活的。你把耕地的农民、车床上的工人、工程师赶到森林里去试试看吧，不，他不会愿意在那里待好久的。而在严寒的冬天，地下室的墙壁上盖满了霜，里面又挤又脏，而且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况且你又知道，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会出其不意地冲进来，无情地消灭你和你的同志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这是令人嫌弃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极大多数苏维埃人生就不能消受长期的游手好闲。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是同样积极的，也不是所有的支队都打得一样出色。这些失败的基础，有下列的原因：无能的领导、战术上的不学无术、政治上的近视。地理上的因素也有关系。在森林和山岳条件下作战，给予游击队显然的优势地位。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有展开游击运动的理想地理条件的区里，敌人很容易而迅速地压制了所有的抵抗根据地。
当然，成功的主要条件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我们的条件，主要的、带决定性的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的程度。在那共产党员能够保持自己主导地位的地区，在他们没有丧失和人民群众联系，号召群众跟着他们奋起斗争的地区，也就是侵略者受到打击最沉重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游击队都成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的力量。
当然，已经组织起来的、团结起来的共产党员们的支队，决不会耽得很久，也就是说，不会游手好闲的。我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种原因，因为有些乌克兰游击运动的历史家们，只看到战争后半期的游击队的强有力的打击。他们认为整个前半期，也就是说组织阶段，是坐守和畏畏缩缩活动的阶段。他们把许多庞大的游击队的出现，和一九四二年末展开的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运动，解释成由于德寇的恐怖手段和迫切要求复仇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蹩脚的理论家就把留在敌后的苏维埃人吸引来参加游击斗争的党的群众鼓动工作给一笔勾销了。
人民的抵抗的增强是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胁的加强、地下鼓动工作和游击队的打击的扩大成正比的。而这些打击不是别的，正是敌后的党的军事工作。
我们不是一下子就适应地下活动的条件，也不是一下子就找到我们新的组织形式的。在初期，当许多人指望短期斗争时，我们中间也有一批喜欢躲藏、忍受和坐守的人。打了几仗之后，这时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这种情绪才开始消失。
对我们来说，转折点是波戈列察之战。
到十二月中旬，联合部队总共已有五百多名战士，而且逐日都有新战士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的鼓动员到处号召抗敌。省委会在自己印刷所里出版的第一批传单，一版印了几千份，标题是谁是游击队员，他们在和谁作战？我们在传单里对老乡们说：‘打击法西斯匪徒，去当游击队吧！’于是人们真的到我们这里来了。
但是，生死关头来到了。我们已经不能不冒失去机动性和战斗力的危险而收容志愿人员的那个时候来到了。
志愿人员大多数随身带着武器，然而我们还是无法武装所有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手榴弹、手枪——那些容易藏在衣襟底下的战利品；但是我们不够的却是自动武器，甚至步枪。我们极感缺乏的是子弹，储存的炸药也快用完了。来的是都是没有受过训练、没有上过火线的。我们本来应该跟他们做很多工作。
严寒愈加厉害了。所有新来的人绝非都有御寒的衣服。冻伤的人愈来愈多。我们从事地下室建筑所费的经历不下于战斗和破坏活动。
我们原有一座无线电台埋在列普基支队的根据地里。无线电报务员们都牺牲了。除了他们，谁也不知道那埋藏电台的地点的记号。但是我们继续多方寻找。我们最优秀的搜索员们搜遍了根据地所在的那一段森林区域，掘了约有二十个坑洼，可是一无所获。
派遣人员越过前线去是不妥当的。太远了，我们早先派往前线联系的一些小组没有一个回来过。但是我们全体人员，从指挥员到最落后的战士为止，都了解在现代战争中，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游击队要不是给打垮，就会过牛马般的生活。
我们需要党中央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我们需要大后方的精神上的支持，我们要经常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和红军的行动协同一致的，是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在并肩作战。如果有这样的联系和领导，这会使我们便于完成多少任务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弹药、新式武器、炸药和地雷。德寇正在修复铁路，第一批德国军车已经从我们身边驶往前线。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