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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共青团组织也抱怨。为什么把我忘了？很明显，关于游击队和地下活动都是有协议的。我究竟读过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书。难道现在就不一样吗？难道共青团员可以袖手旁观吗？可是这里也认为我年纪太小，不够格。当我们的部队退却时，他们给父亲和我留下了两支步枪和两支马枪，被我们埋在菜园里了。这就是说，我反正一样是游击队员，虽说我没有被收容入队。我到埋枪的地方去，心里这样想：‘在逮捕我以前，我要打死他两三个。’我挖着，要想挖出枪来，而那里已经空无所有——我的武器飞掉了。当然，我明白：父亲把枪转交给游击队了。但我可气炸了。
天黑时，我上共青团的区委会去。我至少必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走到区委会跟前，大门敞开着，房间里有灯光，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我站在门背后，在门缝儿里瞧见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和她同姓的区委会工作人员费佳·斯克里普卡。她说：‘这样说来，您要到勃里德斯克别墅去啦。’我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便跑回家去，拿了半公升糖浆，一块面包，一本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这一切都卷在一条毛巾里，就和母亲接吻告别，动身到森林里去了。我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两天。有一次在林间小道上碰上了一些人，我老远就对他们喊了一声：‘啊唔！’他们用冲锋枪回答了，我好容易才跑掉：原来他们是德寇。
我只得又回到科留可夫卡。但那里也有德寇。我总还是悄悄地回了家。原来父亲也没有进得了支队。他躲在集体农庄的马 里，后来又转到大麻地里，我好几天往那里给他送饭，走过时叫着‘咕－咕！’他回了一声，我就往他那里爬去。这样在德寇驻扎的当儿，我父亲在那里待了八天。我却到处跑，细瞧着德寇。我生来第一次高兴自己的个子小。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我。
有一次，我碰到我们的德文教师列戈，她丈夫也是个外国人。我想：‘这个畜生，怎么没有撤退。’战前她是那样积极，是个机关职工委员会的委员，而现在和德国兵在一块儿走，还在指手画脚，自鸣得意呢……很清楚，她是在等他们来，而现在会暗害我们的。当时我就决定盯她的梢。
第二天，她单身在走。我赶过了她，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往前走。走近一家铺子，我故意在她眼前把台阶上的一块木板扳了下来。她当然有所反应：‘孩子，你到这儿来！啊，是你，伏洛加。你为什么破坏财产，伏洛加，要知道这东西现在不是苏维埃的了。在新秩序下，我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教育你。你爸爸在哪儿？他不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道：‘爸爸死了。’原来她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你不是共青团员吗？’我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伏洛加，你到我那里来串门吧，我看，你是个好孩子。’这样一来，她上钩了。我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找到游击队员。
德寇的部队开过了，只留下了司令部。行动容易得多了。父亲看到我有点懂事，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明天约定科留可夫卡游击队员在木材工厂开会。你按着这些地址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人吧。’我很高兴。这毕竟是真正的工作。所有的人都通知了，我自己也去开会。走近木材工厂时，纠察员向我扔石块，甚至不让我走近。我羞他们说：‘这怎么行，我是召集人，而现在你们把我赶走……’他们让我进去了，我就这样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发给我一支马枪，就是埋在我家菜园里的那一支；但是递得很郑重，我懂得，我领到武器是为了斗争……”
讲到这里，伏洛加停住了，慢慢地卷起烟斗形的烟卷……不待说，他是在等人家提问题。他在提高听众的兴趣。
“那么究竟这个德国女人怎么样了？你跟司令员说过吗？”
“您跟父亲走了，那您母亲怎么办呢？德寇没有对付他吗？”
“一来，”伏洛加回答说，“我不仅有妈妈，而且还有个小妹妹。二来，我和父亲也非常着急。她们很可能被枪毙，房子也很可能被烧掉的。但是这时出了这么一件事：从德寇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俘虏，在紧靠着科留可夫卡的地方碰上地雷，给炸死了。我们的街坊至少有二十个人在伪警察局里签了字，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父亲和我都被炸死了。这样就救了我母亲和妹妹。”
“难道他们没有认出来吗？”
“怎么会认不出来！他们分明知道这不是我们。但是老乡们总是有团结性的。这么着才可以工作下去。我也因此可以在德寇中间横冲直撞。老乡们没有出卖我。但是坏弹毕竟不少。他们老远就看得出来……你瞧，列戈和她丈夫，就是正式的捣蛋。我们的政委鲁多依同志命令我再潜回科流可夫卡去，想方设法博得这个德国人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你们要知道，这可真难啊！这一切等于跟毒蛇打交道。试试叫毒蛇相信你们尊敬它吧。我上列戈家串门去了。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钟点。这对夫妻劝我去刺探游击队领导人的踪迹。‘你妈妈会领到一些土地，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外国衣服和漂亮的德国奖章，此外，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可以领到一千卢布……’你们试试看，顺从地坐在那里听听这样的话儿吧。我答应这对夫妻一定照办；只是要求，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还得付我一普特面粉。他们相信我在做生意，同意另加半普特；可是想要立刻把我带到司令部去具个结，好容易给我拒绝了。
第二天夜里，鲁多依同志和另一位游击队员从窗户里爬进了列戈夫妇的家里。我事先把房子内部的布置画在纸上。我请求鲁多依带我去，很想积极参加，但没有成功。他又对我说，我做这类事，人还太小。真是叫人委屈。我站在街上，以便万一出了什么事打口哨。半个钟点以后，大门开开了，游击队员们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伏洛加，咱们走吧！’他们把这对夫妇不开枪就结果了，还在那里找到了市内共产党员和军官妻子们的名单……
此后我奉命继续在市内活动。我住在家里，但白天哪里也不露面。父亲给我送来一卷纸，说：‘写吧。’我整天地写传单。他们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列涅依·科夫列夫，一个很勇敢的少年。后来我们耍的把戏可大呢！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员瑙明科，外号叫邦尼亚，也是个挺机灵的小伙子。他是从游击队里被赶出来的，因为在哨岗上睡觉，如果有什么活动的事情，他总是能办得到的。可是要他呆在一个地方，纪律性就不够了。
有一天夜里，伪警到邦尼亚家里来，他被捕了。他们叫他把高统靴和裤子都脱下，命令他：‘向前走！’他很快地向前走，猛地一下子砰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拿木头顶住，就这样光着屁股逃跑了。
我们起初拿槌子把传单钉在房屋的墙上，敲得很响。这是故意的，为了叫人们出来看看。但这样做不太方便。人们害怕，就立刻把自己房子上的口号和传单撕掉了。于是我们决定黏贴。母亲给我们打浆糊，我们在公共场所贴，甚至在厕所里也贴，那里人们可以安心地看完。
后来我们又收到了几种书籍：怎样和象鼻从斗争，斯大林拖拉机厂出品——ＢＡＴＮ式拖拉机。从表面上看，这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小册子，头上的两三页真的是谈到象鼻虫和拖拉机的。可是往后便是斯大林同志告人民书，党的省委的宣言，号召参加游击队。我们把这些小册子暗暗地分发出去，在赶集的日子里干脆就散给人家。
我同支队一直保持联系几乎有两个月，完成了许多任务。但后来德寇把支队逼进了森林，我已不知道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大批的德寇又赶上科留可夫卡来了。伪警们慢慢地探出我在干什么。我不得不逃走了。这下子我可遭了难。我饿着肚子在森林里跋涉了八天八夜。
我顺着森林里的小路走，饿得摇摇晃晃，碰到了一位老大爷。他带我去过夜，把我安置在炕上。他和老太婆一起吃晚饭，吃着马铃薯和黄瓜，我却不好意思开口要。后来老大爷叫我到桌边去。他说：‘你们游击队员是值得骄傲的人！’我很得意。但是我毕竟害怕承认真是游击队员，我总是否认。原来这位老大爷早就发现我衬衫里藏着一颗手榴弹了。他说：‘孩子，我明白你要找谁，游击队员在那边呢。’他对我指了指省支队所在的森林。分别时，他又送给我一颗手榴弹。
早晨，我就到这里来了。但结果我来到了中立地带——在德寇和你们之间。嗳，我想，这一次可完了。我决定，不管怎样，要向你们这边爬。即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死，总比受德寇拷打好些……”
伏洛加虽然自己个子小，却成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他曾是共青团为掌握游击业务的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常出去侦察，彻底的研究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手泪。他参加过好几次铁道破坏战。顺便说一说，伏洛加在森林里生活了三年以后，长得结实了，高大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叫他小孩子了。
然而来到支队里的人不仅是些问心无愧的人们。有一回来了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名叫齐莫菲。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我为什么要为了回忆这段插话而破坏年青人的一生呢？
齐莫菲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小伙子。他在哨所上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嚎啕大哭呀？”
“你们要打我的。”
“这么说，你该打吗？老弟，说吧，为什么要打你呢？”
“请你领我到司令员那里去。”
他被带到了特别科。这是那时为了和间谍活动斗争而特别建立的部门，由诺维科夫领导。当诺维科夫问他一些一般的问题——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