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把手枪还给了比沙拉勃，但在交还以前，解说了一番：游击队员领的武器是为了祖国而跟敌人斗争，不是为了恶作剧和愚蠢的威胁。
“候国”的生活便这样毫无光彩地结束，而第三分队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晚上，全体指挥员接到了命令，命令中提议把科留可夫卡、霍尔梅、列依明塔罗夫卡、彼列柳勃各支队，以及那些采取游击斗争路线的突围人员的独立小队和省支队并成一队。
联合部队从当天起被命名为斯大林游击队。
命令生效了。我成了相当庞大的游击队的司令员。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早在切尔尼多夫时，党的省委就派定我领导本省游击运动司令部。但是，说实话，这个司令部当时还没存在呢。游击运动，更正确地说是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已遍及全省。但是象司令部应该做的那样，从作战方面来领导它们，暂时还不可能。
我们应该首先着手组织省支队。单单下命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事实在证明合并并非徒劳无益。必须把德寇的脑袋，炸毁的桥梁，打垮敌人的卫戌部队来证明。至于我自己还准备从同志们那里赢得对司令员的威信呢。
实际上，我生平从没有指挥过一支独立的军队。国内战争以后，我有一个时期曾在铁道兵团里指挥过一个排，不过那差不多有二十年了。这怎么能比较呢？那时，我每天向有经验的指挥官们作报告；那里有严整的、考虑周密的组织和早已建立的秩序。在那遥远的时期中，我们同小股的匪帮作斗争。但是我一九二零年在骑兵学校里所获得的一点知识，现在却大有用处。一部分是在战斗的时间中想起的，一部分是我在短期的下野营时得到的军事知识中积累的。
我担任司令员的职位，并非毫不犹豫。我担心部队的日常作战知道，会不会恶劣地影响我的主要工作——党的地下省委书记的工作。波布特连科早已尝过身兼两职的滋味。这不合他的心意。
波布特连科对于广大群众的党的工作表示怀疑，是不正确的。虽说我们一下子做不到，但我们应该影响全部留在本省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应该搞好领导他们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点，还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呢！
但是省委会全体委员得出一致的决议：首先必须加强队伍。
这当然是正确的，现在应该动手了。问题是不胜枚举的。有很多人想和我谈谈，问问我的意见，甚至耳语一下也好。有些人走来要求：“你既然当了司令员，就得拿出东西来！给我们武器，给我们弹药，给我们兵员，给我们粮食！”
首先是应该精确地分配职权，必须使人人有任务。那就得从选拔干部入手。
在和平时期，在公开活动的省委会中，研究和选拔领导干部是一件艰巨的具体工作。省委会推荐这位或那位共产党员到领导岗位上去以前，对他是经过长久研究的，听取了同志们关于他的才干、学识和人格的意见，权衡一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为了调动工作人员，或者因为没有用处而撤消，也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时间。
这自然是正确的。在平时的条件下，要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呢？研究工作人员必须仍旧是同样的原则——咱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每次要召集省委会来批准这位或那位同志，是不可能的。
“他们任命尔凡诺夫当参谋长了。为什么要任命尔凡诺夫呢？我们有的是老资格、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有的是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我们有的是区委书记，区苏维埃的主席。可是突然请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一个中尉。哼，他们还说是位专家呢！前任的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至少还是位上尉……”
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能尽听人们所谈的一切事情。我们任命尔凡诺夫是因为他从七月二十二日起就在打仗；又因为他做事正确、善于执行任务、要求严格。还因为他陷入如此恶劣的困境，居然还能保持了可敬的苏联军官的严肃和外表的整齐。这就是说，他在参谋部中会有条有理。
瞧，比沙拉勃仍旧是指挥分队。当然，他搞了这一切勾当以后，我本来不应该那么做的。但是暂时我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不够资格的指挥员。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经历过。我必须在作战中考验一个人。队伍是他亲自集合的，他了解人们，人们也了解他。
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我这么想：“在那最初的时期，那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局面。我当司令员不必向谁作报告，我上面没有上司。这似乎是很不痛快，很困难的。如果我没有省委肮那样的支持，是很容易茫无所措的。”
但是我是个司令员，我必须常常自行采取决定。
真的，当我东奔西走去找支队的时候，好象轻易些。那时我只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发布命令以后的第二天，比沙拉勃出现了。
“我，啊哼－遏，在等您的作战指令。”
“看过命令没有？您执行就是了。”
“弟兄们感到寂寞。他们希望在战斗中迎击万恶的占领军。”
“那么你们从前为什么不象作战呢？”
“我们在等待高级长官到来，在等待命令呀。”
“立正！向后转，开步走！”我不得不下命令了。
比沙拉勃大概要的是这个。他走到自己的战士们跟前说：“你们瞧，首长不从事战斗活动，却在挑选什么干部。”
有不少人，特别是在省支队里，是我在切尔尼多夫时就认识的。在小城市里，你大抵总记得住很多面孔。虽然跟人不认识，但也不知是在工厂里，还是戏院里，或是就在街上碰到过他。现在我和他们重新认识了。我巡视了几处地下室，参加了早在我们这组人来到以前就开始的建筑工作。我不相信这是必须建筑的；可是这些工作暂时不取消。人们应该有工作，再没有比游手好闲更坏的了。操练也开始进行了，我也在操练中细瞧着人们。
我很少单独走动，有时带着波布特连科，有时带着省支队政委雅列明科，有时带着尔凡诺夫。波布特连科和雅列明科在支队里待了好久了，很熟悉人们。尔凡诺夫虽然比我年青得多，却是个军人，是个参谋人员。所以，我就这样一面走动，一面向同志们学习一点什么。我不仅为了学习，而且还留心注意他们如何对待人民，怎样估计情况。
不待说，到处是谈话、打趣和谈笑。游击队员不开玩笑是很困难的。他们在白天或夜晚，在战斗中，在佯攻和行军中，彼此互相插科打诨、开着玩笑。有的人只为博得一笑，不惜自己出乖露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得以忍受极大的困苦时，笑会使人振奋。
在那一段日子里，人们是很焦急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老是想着，想着……我生平从未遇到过这么许多沉思默想的人。他们大伙儿在一起时还没什么，有时侯甚至还唱唱歌跳跳舞；但是不管唱歌也好，跳舞也好，都不高明。波布特连科是个酷爱军歌的人，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收罗了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过得去的舞蹈家，没有一个拉得好的手风琴手。他们一开口唱歌，你只好跑开……”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想心事，他们才唱不好，跳不好。
支队的指挥员们和省委会委员们常常带了各种各样无病呻吟的报告来看我。
例如，巴拉贝报告说：“我去查岗。一个身体结实、年纪不到四十、庄稼汉似的姓普的战士，按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地上，把步枪搁在一边，自己张开大嘴，望着天空。我去了，他连睬也不睬，好象我不是指挥员，只是一个散步的人。我问他：‘你是不是想禁闭？’他却用家常的、低低的声音答道：‘我在想，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我不跟红军一起走是毫无理由的。在我一方面讲来，留在这里是太幼稚了。德寇会把我们向苍蝇般打扁的！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您瞧，我在跟太阳告别。
我有过一次十分值得注意的谈话。
战士史某把我引到一边。他看来不笨，从前当过区国民教育科科长。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评判评判吧。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病倒了，医生们又把我判了死刑，那该怎么办？”
我警惕起来，这个人在想些什么啊？
“你决不能相信这种判决，”我答道。
他接着说：“然而，如果确实是毫无疑义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吧，就宁愿早死。费多罗夫同志，我宁愿在诊断以后马上就死，马上开枪自杀。”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丧气话呢？”我问。
“这个……”这时史某真是热情奋发地说话了：“因为，要是党派定我们在这里牺牲，为建立丰功伟绩而牺牲，那么让我们快些想出这些功绩，完成这个功绩吧。”
你要注意，这位同志是清醒的，并不是在说梦话。我不得不对他解释，他是个无病呻吟和新年不坚的人，党不是派我们来作任何牺牲，而是派我们来跟敌人作战的。
“您这是什么话？！只要您发个命令，脊柱，我就准备象著名的剧本‘敬礼，西班牙’里的情形一样，让自己和敌人的司令部同归于尽。”
一年过去，这位同志学会了怎样爆炸德寇的司令部和军车，自己却没有受丝毫损伤。一九四四年，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有一天，我对他提起这次的谈话。
“说真的，”他说，“那时我不相信咱们能够给予德寇重大的抵抗。我想，咱们既然命中注定要死，就死得痛快些，壮丽些！”
关心类似的壮丽的不仅仅他一个人。关于切尔尼多夫戏剧演员瓦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