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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尔梅区沦陷的十五天以前，歼敌团和所有参加的志愿人员会合在一起开进了森林，让战线从他们的身边移过。
在科留科夫卡区，克罗特科夫同志是区委第一书记。该区的积极分子在斯大林同志对全国人民的广播演讲以后，没有等到省委的号召，便立即到各村去，准备德军占领以后部署共产党员们和进步的集体农民们跟敌人作游击战。他们预先组织了十一个地下共产党支部。所有同意留在敌人后方的人都得到详细的指示。
诺索夫卡区区委书记斯托拉齐杜德同志，后来是天才的游击司令员之一，在本区沦陷以前好久，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决定：所有初到本区的人，以及全体青年共产党员都被召集到区委会。他们中间，凡是同意留在地下，并适合工作的，都送到没有人认识他们的乡村和市镇上去。同志们到达以后，便在村苏维埃、集体农庄、医院等处担任些次要的职务。这些人组织了几处接头的地点，还在他们的周围结成了抗敌小组。
据奥斯捷尔区来的报告说，一处可以供应一百名游击队员的根据地已经建立好了，藏着约有八个月可用的粮食、枪械、弹药和许多其他东西。区里已经组织好两个支队：一队是十五个人，一队是二十个人。未来的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的全区大会已经开过了。
没有一个区不送来类似的报道。
前任切尔尼多夫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现在是地下省委之一的瓦西里·洛克费诺维奇·卡普拉诺夫是一个为人十分和善的矮矮的胖子，正在准备游击队根据地。他的活动隐蔽在极端的秘密中。
他在仓库里接收了几十吨面粉，成箱的罐头用品，还有成桶的酒精。卡车到了，搬运工人们把重甸甸的麻袋整整齐齐叠在车上，记算员签发着运货单，可是只有卡普拉诺夫一个人知道这些供应品是作什么用的。
卡车在林边的田野里停下来，卸了货。司机便把车子开回去……当空车开出相当路程以后，便有一辆马车从树林里驶出来，同时有一些人把这些运来的货物转装到马车上。起初这匹耕马沿着村道费劲地拉着，后来便弯进树林去了。押车的人扔下许多树枝和青草掩盖了车辙。但经常是不用马车的：他们自己从路上搬运货物。
这里未来的游击队员们在工作。他们收到了各式各样的物品：食糖、报纸、子弹、机枪、毡鞋、还有印刷用的铅字。
在这以前，卡普拉托夫的受托人做了好多工作：他们挖好了深深的堑壕，并且加固了四周的墙壁……
（卡普拉诺夫的最得意助手是阿芬那希金和巴斯金两同志。——作者）
只有地下省委的委员们——而且还不是全体——知道卡普拉诺夫的给养仓库的布置。后来，当同志们动身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各人才知道邻近的给养站的地点。
我和卡普拉诺夫出发到切尔尼多夫几百公里以外的密林中的某处去过几次。他指着说：“你瞧，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看这里可以吧。最近的村落在十公里以外，而且牲口也不在这里放牧。”
“看林人是个怎样的恩？”
“审查过了。一个可靠的小伙子。他和我们一起留下了。”
同志们带着钻孔机和穿孔器来了——探测地下水深不深。我们的时间非常迫切。假如我们随随便便动手挖掘，接着就发现渗出水来——那么就必须另找新的地点来重挖……不，卡普拉诺夫是个能干人，做事从来不马虎。
标准的给养站看上去好象是一个三公尺深、三十到四十平方公尺左右宽的堑壕。四壁都按照工兵的全部规格，用粗大的圆木来加固。当然，做圆木头的树木不是在这儿附近锯下的，至少得在三百步开外的地方。底部捣固，然后铺上树枝，以防潮湿。泥土给运到远处，不易看出地倒在溪涧或是山谷里。
这样的一座给养站，实际上是一所构筑坚固的地下仓库——是用圆木做屋顶，然后盖上泥土，填得和周围的地面一样平。接着把草根土或青苔铺在上面，栽上一些灌木和小树。
卡普拉诺夫再三领我到这些伪装好的给养站去，但是我没有发现过一个。他把我应当记住的记号和各种特征指给我看。
卡普拉诺夫的人员构筑了九处这样的给养站。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后来法西斯匪徒们只发现了一处，而且还是出于偶然的。
区支队总共建立了二百个左右的、范围遍及全省的给养站。
要是这种工作没有预先做好，特别是在最初的组织阶段中，游击队势必困难重重。这些给养站决定了很多支队的命运。居民不能经常供养我们，我们要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以后，才能开始从敌人手中夺得粮食。
七月十八日那天，省委接到了一个新的指令：除各区的游击队以外，再组织一支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的省支队，包括骑兵、工兵和步兵分队。
登记志愿人员开始了。不多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八十六个选拔合格的人聚集在市苏维埃的打听里，以便接受最后的训令。
他们是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党务工作人员、工程师、机关工作人员、工人、集体农民、演员、音乐家、厨师……他们的穿着也各各不同，与他们的职业和生活相称。现在我不打算来描写个别的人物。我后来在德寇后方跟许多人碰过头，跟许多人一起走过几千里战迹斑斑的乌克兰土地。
我们就是这样挑选了人员，建立了根据地。我们仿佛是准备接待“不速之客”似的。但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们有没有理解到，最主要的是人民的支持，有没有理解到，我们的神圣事业要在敌人统治这里的时候，靠拢人民、鼓励人民斗争呢？要知道，我们——共产党员，组织者，不过是个骨干罢了。这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在心的。到那个时候，任凭敌人怎样强大的武力也摧毁不了我们。
八月八日的早晨，一部分省游击队从切尔尼多夫出发，开往自己配置的地方去了。天气暖和、潮湿、有雨意。
他们一共是七十个人，有穿棉袄的，有穿呢大衣的，有穿皮大衣或冬大衣的，一起开进了森林。
我给同志们送行，他们现在只是去受训，去习惯一下新的环境。正是这样，这就是给他们的任务。让指挥员和战斗员们都想象自己就是真正的游击队员。让他们去学习隐蔽自己，学习射击，学习爬近“敌方的目标”而不被人发现。
同志们在公路转弯处消失以后，我还长久地望着他们的那个方向。
八月十日，全部省支队抵达制定的地点——科留可夫卡区内，接近斯诺夫河的古林诺。我们之所以选择这块地方，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估计，这里不会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事：游击队可以让战线从自己身边移过，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来。
自然的条件也吸引了我们。差不多全斯诺夫河岸都盖着密密实实的灌木从，十足可以隐蔽一军人。而离河岸两三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一座森林。
下一天我便去拜访这些同志。
这一小队的指挥员是库兹纳佐夫大尉，原是从前全苏防空防毒会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杰姆金科同志，是前省委军事处处长，已经给未来的游击队员发放了武器，在有系统地受军事训练，打靶呀、擦步枪呀、学习战争勤务条例和卫戌勤务条理呀……这是一个典型的防空防毒会的野营。目前饭食丰富，没有一点儿危险……好象没有战事一般。
同志们在切尔尼多夫曾奉命不和居民来往，不暴露自己的身分，但游击队员们显然认为这道命令是有条件的，他们已经开始到各村去找牛奶，有些年轻的队员，已经和姑娘们在一起散步了。
一到晚上，野营里的人们就在手风琴伴奏下唱歌、跳舞。不错，大自然是美妙的，天气也暖和。要不是因为架着枪支，简直就象一处休养所。
十二点钟，人们成群结队地涌进了营房：这是一所林务区的设备完全的宽大房屋。指挥员们睡在床上，战士们睡在晒得很干的、有香味的草上。
但是大家刚刚躺下，有的人就睡着了。我下令发出一个“警报”。我强迫睡得昏昏沉沉的战士们排成横行，命令他们立即离开营房，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灌木从中的棚子里安顿下来，在敌军来到以前，躲起来不让居民发现。
“你们必须善于这样生活，不要让一个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有人在到我的面前，开始热烈地劝我：“那边是一片沼泽地，大伙儿会伤风的。”
但是当德机嗡嗡地飞到头上，开始投下照明弹的时候，大家就一声不响，蜷缩着身子…
德机飞来轰炸切尔尼多夫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心境从来没有象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那几天里那么恶劣。
我乘车去交加中央前线军事会议回来。在回切尔尼多夫的路上，我遇到了一队汽车。我拦住了前面的一辆车子，问坐车的人：“你们是什么人，上哪里去？”我们彼此检验了身份证件。原来，坐在里面的都是哥美里省的行政首长，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爱金诺夫同志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已经放弃了哥美里，”爱金诺夫同志告诉我。“德军正向切尔尼多夫推进。”
我回到省委会时，饿极、倦极了。有人送了一盘甜菜肉汤到我房间里来，我靠窗坐下，把盘子放在窗台上。
警笛呜呜地开始叫了。最近警报一天得响二十次左右。我已经习惯了，常常懒得进防空洞。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轰炸。
我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望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