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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小俄罗斯是什么样儿啊？”
【 ①小俄罗斯（人），是以沙文主义的观点对乌克兰的蔑称。——译者注】
“我懂得而且有同感，只是情不自禁地用着苏维埃政权下所禁用的词儿罢了。但是幸福不幸福不在乎叫小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重要的是到底又要有咱们的法律啦！您真幸运。可是德国人哪天会到我们科斯特罗马省去呢？”
我们站在一座铁路小桥旁边，后面耸立着火车站的断垣残壁，车站四周有几间办公用的房子，但整个儿看来是满面荒凉。桥对面伸展着一片草原。大约三公里外，有一座现黑色的村庄，博契科曾对我指点过，那边有一处秘密住所。我望着这位科斯特罗马的富农，不知道把他怎样处理才好。而他继续啰嗦下去，没完没结。
“我这样走遍你们的乌克兰，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我看到——要恢复秩序，还得做许多事情。最初我尝试直率地对老百姓说，我原是老板出身，我欢迎新政权。他们谁也不给我吃一点儿东西，只是没有揍我，也许因为我是‘卖肉的’②吧。不，问题并不在这里。另外一个梁赞少年一下子就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我一度想硬着嗓子说：‘呃，来，这是德国的通行证，否则我就去报告当局！’那就更糟了。不，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还得用鞭子那么狠狠地抽他们的脊背，要他们记起沙皇－老子！！！”他说得如此狠毒，甚至声音都变尖了。
【 ②沙俄时代一部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那时乌克兰社会中最瞧不起‘卖肉的’——译者注。】
他显然指望我的同情。我很想就在这里，要当场……我想起了汽车驾驶员们：他们是怎样干脆地把卖国贼解决掉的，可是这个人却急不可待地等着有一天德国人会在他伸出去的手里放进一根鞭子呢。但是那里差不多是在前线，四周还横着几百具尸体，汽车驾驶员的事件并未引人注意。而现在我已经在战线后方一百公里的地方。从普列鲁克来的德国的调查员很可能会出现的。我正考虑该怎么办，富农显然感到了有些不对劲，突然住口了。
“你身体怎样？”我问。
他没有回答，明白事情根本不象他预料那么进行，脸色顿时真的变了：“那么说，你是从科斯特罗马来的？不用害怕，让我们一起走，你跟我走不会迷失的！”
我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打定主意和他到草原里去。那里，离开房屋远，可以更自由地结束我们的谈话。
他出其不意地蹲下身子，闪开我的手，跳进横在桥影里的沟渠里去了。我立刻朝那个方向开了几枪，跟着也跳了下去。他大声叫喊起来，呻吟起来，但突然回射过来。
干燥的野草沙沙地响着，正在这时候，乌云好象故意作对似地把月亮遮住了。我在沟底又爬了一会儿，又开了枪。我发觉水沟比我想象的要深些，底面有水，两边长满了密密实实的荆棘，以致在黑暗里什么也分辨不出。况且我又气花了眼睛。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钻，给荆棘缠住了。他大概已经靠近水面爬走了。
“我要等到早晨，等到天亮，看你跑得了，你这个坏蛋！”我在黑暗中疯狂地喊道。可是等我稍稍冷静下来时，我这是办不到的。
我爬出了水沟。乌云还遮住月亮；天开始下毛毛雨。但是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得见一点东西，大路的轮廓也辨别得出了。我又拿着手枪在桥边站了十分中光景。喔，你可以想象我怎样咒骂自己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向前走去。
他随后再没有向我开枪，这件事使我想到他已经被打伤了，甚至是致命伤也说不定。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搞得太蠢了。我至今还很惭愧：眼看着一个明目张胆的卖国贼从我面前溜掉。
我怀着抑郁的、非常愤怒的心情在草原上走。雨越下越大，潮湿的风扑打着我的脸。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我还会碰上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情。
早上四点钟光景，我从屋后的菜园，进入马洛·捷维察区的列夫基村，敲了一下博契科对我指点过的那座房屋的窗户。
门里有一男一女方的两种声音在相骂。那女的声音是坚决而气焰很高，男的声音是激怒而刺耳。他们没有立刻听到我的敲门声。
“唉，你这个蠢货！”女的喊道。“你原就是个蠢货，现在仍旧是个蠢货。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哼，你为什么不作声？对我说，你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臭粪呢还是锯屑？”
男的宁愿把这个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耳边风：“马露辛卡，你瞧瞧这件事的根由吧，具体地……”
我敲得更响了。这一对吵架的人立刻不作声了，接着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耳语，然后象在移动一件沉重的东西。
不久，女人声音竭力装得挺温和地问：“谁呀？库尔科病在床上哩。”
“开门！女当家的，开门。快一些，自己人！告诉库斯马·伊凡诺维奇，他的老朋友费多尔·奥尔洛夫来了。”
费多尔·奥尔洛夫是我地下党里的诨名。凡是被留在本省做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
女当家的走开了，显然，是跟男的商量去了。
不久她便回来开门，没有和我打招呼，便指了指火炉那边：“就躺在那边！”
库斯马·库尔科躺在炉台上，除了下巴，浑身裹在被里。他的妻子把小油灯举高了一些，几乎碰到我脸上。
“我知道是费多罗夫，”库尔科说。“果真是，费多罗夫，我和爱人老是等着德国人，所以拟定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害了’伤寒病。据说，德国人不让任何人住进有人生过伤寒的房子，总是想法回避。”
“一点不错，”我认真地回答。“他们把所有生过伤寒、肺结核、赤痢和其他有传染性疾病的房子都钉上木板，周围堆上稻草，连里面的一切东西都烧光。”
我不知道库尔科是不是相信我，他好象被蜜蜂刺了一针似的，从炉台上刷地跳了下来，很快地穿上裤子和衬衫，在桌边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我。他的妻子也不作声，但是我发觉她脸上却隐现着相当恶毒的微笑。
我这时已经暖和了一些，开始不慌不忙地打量这间屋子。主人们的行动举止有些儿古怪。在进行谈话以前，我要知道自己在和怎样的人打交道。我可以说是按正式程序认识库尔科的。我曾在切尔尼多夫的各种省级会议上时常遇到他，当我访问马洛·捷维察区时也和他交谈过。他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他的外表也是相当平凡的：中等身材，中等体重，后脑壳还秃了一块；穿着也跟大家一样。他遵照地下区委的指示，从区中心迁居在列夫基村。他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他父母的，便是他岳父母的。
尽管房间里的灯光如何暗淡，我从许多征象上还是可以看得出，主人们要不是在分家产，便是在准备搬走。一只大皮箱塞得满满的，连关都关不上。几件新的羊皮短大衣，放在几张拼在一起的靠椅上。十只新水桶，一只套一只地搁在屋角里，而在它旁边，东一堆西一堆地摊着马具和缰 。一只装满洗衣肥皂的木箱，已被匆忙地斜推到长沙发底下。几件儿童大衣，杂乱无章地堆在大床上。这一切里面出类拔萃的，是从床底下突然伸出头来的一只咩咩叫的绵羊。
我请求男主人说：“那么，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您出了什么事，工作进行得怎样？德国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切事情……”
“这里列夫基有一批人，”库尔科相当含糊地开始说，“有些是新来的，其余是本区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逐步准备……这种工作是新的，可以这么说，还在组织的阶段。我们打算召集一次扩大会议。”
他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少说些废话吧，库斯马。扩大会议，尽是些会议！这么说，你还要我们在这里呆下去吗？难道说，我们比别人傻吗？噢，你对我瞪着眼睛干么？清清楚楚对我说：库斯马，他是不是你的朋友？（最后的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你干么不作声？”
库尔科茫然眨着眼睛。
“朋友，是朋友！”我对女主人说。“您尽可放心。”
“好，既然是朋友，那么让我们来谈一谈吧。现在您，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称呼您袄，可能是个没有家庭的单身汉，可是我的男人却有一大堆儿女。他可能被吊死，那么让他至少预先给我们打算一下。假如您是他的朋友——那么请给他空洞的脑瓜搬点东西进去，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天的时候，德国人可能来……”
“当然应该藏过，”我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些东西摊得一地？我看这里面还有集体农庄的财产呢。德国鬼子可能真的突如其来……”
“费多罗夫同志，这一点我还会不懂吗！”库尔科举起两臂大叫。“我们刚从地板下面把这些东西拖出来。这里一试就知道是空的。”他在地板上蹬蹬脚。“德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在地板上跳跳，就会说：‘过来，把它揭开来！”
“这就是我们反复争论了两星期的事情，”他的妻子又开始说。“我们一会儿把这些东西藏起，一会儿又把它们拖出来……您知道这个下流坯要什么？他说：让我们把它拿到村子那头爹爹去吧……要是德国人把你抓住了，那么我可以到公公那里去要……他要把一切东西都拿走。我什么也不会给你爹的！”
“可是我父亲要比你老实一百倍。”
参加家庭的口角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站起身来，戴上了便帽。库尔科也学着我的样穿起衣服来。
但是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说：“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休想！你还没有在区苏维埃里呆够吗？现在你又出去了？”
“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