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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论以后，省委当时就决定开进这些地区，虽然到这些地区大概有一百五十公里。我们希望摆脱追击者。而最主要的，应该给我们的人员哪怕是一刻儿休息，吃饱肚子，增加营养，把自己整顿一下；同时为了撤退伤员，获得武器和弹药，我们也要和莫斯科建立联系。
联队经过战斗，把德寇的封锁线冲破了，并且沿着茂密的森林、沼地，绕过德寇的一些卫戌部队，进抵哥美里的多勃鲁支斯克区。
在兹伦基附近越过了铁道，我们派侦察员到先头去。他们第一个碰到的是费多尔·克拉夫琴科的支队。他和他的政委罗比崔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时我们才知道，如果不是他们的队伍在这个森林里，我们的联队就来不了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只是因为听到了苏联情报部的通讯。而据了解，这个通报的出现只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投下了克拉夫琴科的小队。当地的游击队和苏维埃后方并没有取得联系。
事情是这样的。
红军的情报局派了一个以有经验的侦察员费多尔·约瑟伏维奇·克拉夫琴科和阿列克赛·帕伏罗维奇·科罗比为首的五人小组到哥美里来。这个小组并没有准备打游击。他们的任务单纯是侦察，带着无线电给养的降落伞没有张开口，附属于发报机上的蓄电池总共足够发报六次。那么同司令部失去联系的侦察队员不当游击队又能怎么办呢？
不久，附近被包围的人们就和他们联合起来了，他们袭击着伪警，袭击着德寇的运输队。终于，他们找到了当地支队的踪迹，这个支队是由哥美里党省委第三书记库查克同志率领的。
他们会师了。克拉夫琴科和他的同志们高兴得了不得：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得到了温饱。这个支队很大，约有四百多名战士。他们配备很好，不仅有步枪和冲锋枪，而且有机枪、迫击炮，甚至有反坦克枪……但最主要的，这个支队里存着一些蓄电池。他们可以跟大后方、跟自己的司令部联系了。
“来得及，”库察克说。“你们首先休息一下，安安静静地至少睡上一夜……我们给你们安置在澡堂里……你们认为诶怎么样：我们这里既有澡堂，又有洗衣房，甚至还有图书馆……顺便说说，同志们，你们应该把武器交来。我们这里的制度是这样的。客人是由我们自己来保护的……不，你们绝对不用担心什么。一切都会太太平平……”
侦察员们并不幼稚，他们懂得，人家想要检查他们。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令人觉得形迹可疑的，因为他们的武器大部分是外国的型式：法国的马枪，英国的手枪，日本和波兰的步枪。小组里还有一写信德语讲得极好的人。有两位同志甚至不隐瞒他们是奥地利人。而证件呢？在这些证件里，例如克拉夫琴科的证件吧，说是他由于浪费而坐了牢……
早晨，发现澡堂已由可靠的警卫队包围了。过了一个小时，支队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走来了……
“来吧，”他们说，“把一切坦白出来！不用拘束！我们不打算揍你们，我们相信你们自己都会说出来的。什么时候和德寇勾结起来的，谁派你们到这里来的——是从什么部队还是‘盖世太保’机关来的？说吧！”
谈话延续了三天。这的确不是审问而是谈话。他们怀疑克拉夫琴科小组做过坏事。可是有不少特征，证明他们是忠诚的苏联侦察员。瞧，他们要求无线电给养，想同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同苏联而不是同德国的司令部联系呢？”支队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问道。“要知道你们用的是密码啊……不，这件事办不到。伊凡诺夫同志，你把蓄电池拿回去！……”
这样一切又从头开始。
终于，库察克同志想出了一个狡猾的主意：“那么，同志们，也许是老爷们，我们这样来协商吧：我们把蓄电池给你们发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应该把我们这些消息发出去，说我们粉碎了一个大规模的扫荡队，解放了一百零三处居民点和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地区。同意吗？”
“当然，可以！”
“噢，不，你们别忙。我们会释放你们，并且要是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会吸收你们到自己的支队里来，只是要等这个消息在苏联情报部通报中用无线电广播以后。同意吗？”
条件是苛刻的……谁知道苏联情报部会不会突然不想把这条消息在空中播送呢？
“你们考虑考虑吧！不过顺便说说，你们要注意，如果我们在十天里头从无线电中收听不到自己的通报，那就是说，你们是德国的间谍。而怎样处理敌方的间谍，你们是知道的，我们也懂得的。完了。句点！”
有什么别的办法呢？科罗比和克拉夫琴科拿到蓄电池以后，给司令部不仅发出了库察克的消息，还发出了他们的整个这段时间中收集到的甚为重要的情报。当然，他们还发出了假如苏联情报部通报中不出现哥美里支队的消息，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一天过去了，两天、五天、八天……
哥美里支队的消息终于由无线电广播出来了。
克拉夫琴科小组从澡堂里被释放出来，所有的财产和武器都归回原主，他们被承认是同志了，甚至建议他们加入支队。但是侦察员们宁愿独立自主地行动。结果是哥美里支队的好几名游击队员反而转到他们组里去了。
这就是我们在去年七月间和克拉夫琴科相识的情形。那时他的小组便加入了我们的支队，并行和巴利茨基一块儿开始行动。他们在两个月里炸毁了敌人二十九列军车；克拉夫琴科个人炸毁了十三列。政府以列宁勋章奖给他。
过了三个月光景，红军的情报局把克拉夫琴科召回了莫斯科。那时我想，在战事结束以前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可是，在前几天，从博罗伏耶到洛勃诺耶的路上，我们由无线电得到通知，有一架飞机飞出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架飞机上乘着费多尔·克拉夫琴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同志，从前在游击队医院里治疗过的伏拉基米尔·邦达连科，还有手术高明的外科医生齐莫菲依·康斯坦丁诺维奇·格尼达什。那架飞机上还送来了辎重：药品、炸药、五台短波电台、三百个有劳动人民礼物的包裹。飞机要在博罗伏耶降落。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飞机。使我们大为高兴的是克拉夫琴科飞到我们这里来了，邦达连科回来了，而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早已盼望的外科医生。至于说到无线电台，那我们需要它们就象需要空气一样。固然，马斯卡科夫答应尽量设法装制一些自造的发报机，可是他自己也说，这种手工业品是靠不住的……一知道我们邻居的性格，我们开始着急，担心我们走到乌博尔齐河以后，留下来的什么人会把我们的辎重和人员改变地址。
在博罗伏依立刻就被斯特罗卡奇将军打了一个无线电报，请求他在飞机来到时立刻通知我们……我们已经准备为了护送人员和货物向博罗伏依派遣整整的一个支队。斯特罗卡奇的复电是简短的：“我们考虑到你们的希望。”而大家知道“考虑到”并不意味着“执行”。但是过了十二天，在飞机早已应该来的到乌博里齐河一带，早已一个人也没有了，斯特罗卡奇将军飞回了莫斯科，游击联队也按着自己的行军路线走散了……有人可能认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人员，也看不到我们的辎重了。
七月二日黎明，我在通宵草拟命令的工作以后刚刚躺下休息，司令部的值日员突然出现了：“将军同志，克拉夫琴科上尉到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
“啊？……什么？……从哪里来的？……”我擦了一下眼睛，跳了起来。我喊道：“菲佳！你在哪儿？进来呀！”
“他正和马斯拉科夫在打架呢，”值日员说。“马斯拉科夫冲到辎重跟前去——想照老朋友那样走到跟前去瞧瞧无线电台，但是克拉夫琴科把他嚇跑了……将军同志，您是知道他的，在没有得到命令以前，不会允许任何人到大车跟前去的。”
“一些什么样的大车？”
这时我听到：“克拉夫琴科上尉报到！允许我报告吗？”
我这时才弄清楚，原来克拉夫琴科、邦达连科和格尼达什根本不是象我在此以前所想到的那样，坐着飞机来的，而是真正从博罗伏依坐着大车来的。这三位同志在敌人占领区里换着马匹跑了三百多公里。
“……五台无线电台、附带五架发电机，药品，六十公斤给伤员吃的罐头牛肉，一张万能外科手术台，五百公斤炸药、子弹、邮件、劳动人民的包裹……”克拉夫琴科继续报告自己随身带来的东西。
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菲佳，你发疯了！”我感叹地大声叫道。“要是你突然碰到德寇呢？……”
他象平常一样，沉着地微笑了：“这种会面是不在我们估计之内的，费多罗夫同志。”
“估计归估计，但是你总可以由无线电通知我们呀。那我们就会派个警卫队来迎接你们，至少二、三十名战士……”
“将军同志，无线电台都包装好了。”
帐篷里走进了我们的一位新同志，外科医生格尼达什。这是位年纪不青的人，很结实，很自信。
自我介绍以后，他说：“我是初次来到敌人的后方，可见我走了运，同费多尔这样的向导员在一块儿，甚至于可以走到柏林！他不仅能感觉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德寇，甚至能透过地面看得出地雷。真是奇迹！不，你们自己来判断吧：我们在这儿走近你们营地的这段路上，驶过了敷了地雷的林中旷地……”
“这很简单，”克拉夫琴科插言道。
“对了，”格尼达什感叹道。“对他来讲，什么都很简单……”
“我们从农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