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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我才仔细看到了格利捷尔并那么年青，甚至可以说比我大上五岁呢。职业上的灵活性、说话的生气勃勃、豪迈地把‘大尉’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这一切使他变年青了。是的，说老实和，早先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脸。它几乎经常是全部或是一半被电影摄影机遮住了的。
“您在华尔华罗夫卡亚附近的战斗中的情景，好像现在还在眼前呢，”格利捷尔继续说：“拔出军刀，快马加鞭地冲进了匪帮的深处！”
“我记得，格利捷尔同志。当然记得。这个时候您正是……”
“那时我是您的护马兵……”
“怎么，那是你呀！”
“当然是我，米沙……”
“亲爱的米沙，我怎的没有马上认出是你呀？”
我们象老朋友似地拥抱起来了。我只怕一件事：怕我新得到的这位国内战争中的战友来提起详细情节，并且来问我多大年级。我在他回忆起来的那些日子里是在医院里当担架兵，根本没有想到军功。
但一切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的老朋友”米沙自己谈起，现在我们应该在一块儿作战。由于他不希望把我拉到柯夫帕克那里去，因此话就转到如何把他从柯夫帕克那里拉过来。
我们几乎是拥抱着一块儿上斯特罗卡奇那里去了。米沙叙述了我们怎样在二十三年前并肩地流过血。我随声附和着。后来格利捷尔给捷米扬讲了我们友谊的一段动人的历史。
结果通过了这样的决议：米哈伊尔·格利捷尔从柯夫帕克联队调到费多罗夫联队。至于谈起友谊，那我们直到现在还交好着。因为格利捷尔是位很好的战友，又是位顶好的电影摄影师。他总和我们在一起，不歇手地一直工作到我们联队解散为止。
这样，我们准备好出动一次遥远的、也许是最后的袭击了。
一切都非常象过节似的隆重。各大队在森林中的旷地上排着方阵。
“立正！”尔凡诺夫发口令。
树枝上的扩音器重复着他的口令。
尔凡诺夫穿着全套的大尉军服，肩上带着肩章，迎着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首长走去。他报告道：“将军同志，零零一五号战斗部队整队准备出动袭击！……”
斯特罗卡奇少将也穿着全套军服，听取了报告，然后向游击队员祝贺，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捷米扬一起检阅了队伍。
要是有人向我们杀，哪怕是在半年以前，在敌人的大后方，在被他们的空军监视的天空下，在敌人认为被政府了的土地上，我们会感觉到这样自由，会这样好好地组织起来——这是很难相信的。
捷米扬在游击队员的队伍前面发表了临别赠言。然后斯特罗卡奇将军以苏联政府的名义，把勋章和奖章授予游击队员们。
当纵队沿着大道开动时，我们的新同志，从莫斯科来的电影摄影师米哈伊尔·格利捷尔带着自己的哒哒作响的家伙站在不大的土墩上。他用拳头威嚇着游击队员，并且喊着：“别看镜头，你们给我糟蹋了底片！”休息时，格利捷尔走到各个中队里去对大家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在摇动机器的把子的时候，就别向我这方面看，扭过头去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小伙子们不听他，打断了他的话。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在将来的影片上给拍进了没有。
“我拍进了没有？”
“而我呢？”
……六月十二日下午，我们三千人的纵队进入了托尼日村，一边儿向右看，一边儿从合葬坟的近旁走过去，那里面埋葬了这座村子的被枪杀和烧死的居民。
这座坟墓是在被烧毁的乡村教堂的地方发掘出来的。它上面竖着一个大十字架。我们在坟墓上放置了一些用野花扎成的花圈。当纵队从坟墓近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联队的指挥人员在它跟前排成了仪仗队，其中有这个村子的活下来的农民，还有那从教堂里的枪杀中逃出了性命的唯一女子。
村子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全体游击队员都还在默默地走着——既听不到歌声，也听不到谈话声。
我们很快地越过了旧国界。遇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穷苦的农庄和村子。
周围是一片极好的、建筑材的森林，而一幢幢民房却是用又细又弯的圆木造起来的，全是用稻草盖的。窗户很小，有些是用牛尿胞绷起来代替玻璃的。
这样的穷苦也表现在衣着方面——人们脚上穿的是树皮鞋，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土布的长外衣，腰里束着一根绳子，或者甚至束着一根藤条。
“苏维埃，”农民说，“给我们运来了加斯（波兰语：煤油），运来了锡尔尼克（波兰语：火柴）。在老爷们的统治下什么都没有。苏维埃送牛给我们。而现在一下子都给弄光了，全给德国人抢去了。”
民房里有一种烧饼的气味——这是用生马铃薯粉做的饼子，不用油而直接在炉子上烤熟的。
在一千多居民的村庄里，只剩下了二、三十头牛。并且就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牛，也只是由于在林子里吃草，同时在那里过夜：甚至在冬天也给它们在林子里搭上一个棚子，不把它们带回家里来，而小猪、鸡、鹅也都放在林子里。许多农民从自己的房子里搬进森林中的地下室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出现以后，就传开了一种谣言，说是布琼尼的军队冲进来了：大概老头儿们回忆起一九二零年的布琼尼的突破吧，就有许多村子里的居民，象迎接大节日那样准备迎接我们了。
为了要我们不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而在村子里停留下来，农民们在街道上从这一道篱笆到另一道篱笆地用桌子拦住了。桌子上摆出了所有的吃食：牛奶渣、牛奶、鸡蛋、奶油、用各种方法做的马铃薯、新鲜的黄瓜，还有家酿的烧酒。
停驻在布赫恰村时，我们看到有一所民房旁边有一群老太婆。
有两个老太婆向我们跟前走来，开始追问我们在村子里要停歇多久。
“别你们为什么要打听呢？这样的消息，游击队员们是谁也不泄露的。”
“嗯，那么至少停歇到明天吧？”
“停歇，停歇，老大娘！”
第二天，这两个老太婆和许多别的老太婆带着大筐的黑莓果到我们这里来了。
“吃吧，孩子们。你们是我们的保卫者。我们想给你们送些礼品，可是再也送不出什么了……”
……我们走过维什尼维依农庄。一共有八所被破坏了一半的民房。其中的两所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窗户都连框子拆去了。所有的居民只是几个老头儿、老太婆和一群饿得发肿的孩子。
“青年们上哪里去了？”我们问。
“活下来的都在森林里，”他们回答道。“春天开来了一汽车德国兵，年青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象鸡样地被抓去了。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和小伙子，给抓到德国去了。把手脚都捆着，象袋子一样被扔进了汽车……”
突然从一所民房里冲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面哭，一面喊：“救命哪！”
她后面追出来一个老头儿，尽力安慰着她：“安静点儿吧，谢明诺夫娜。这是我们的人哪，是游击队员哪。走，到司令员那里去，他会把问题弄清楚的。”
从那所民房里又走出来两个我们的弟兄。他们也在叫喊：“走，走，到司令员那里去。看看你们是些什么东西！你们瞧，她们屋子的墙壁上挂着的是什么。”
弟兄们打开了一大幅华丽的宣传画。在开花的紫丁香的背景上画着两个年青的乌克兰人——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穿着新衣服，愉快地微笑着。而在下边有一段口号：“乌克兰的青年们！德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在等你们去工作。每一个到德国去的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口粮，结实、美观的服装。你们会得到机师、钳工、女织工的专门职业。你们会看到许多欧洲城市，你们会看到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你们会住在舒适、清洁的房间里……志愿报名参加劳动队，动身到德国去吧！”
那位大娘狂暴地冲到米沙·尼斯捷连科跟前：“把画还给我！司令员同志，请您命令他把画还给我！”
她眼眶里含着泪水说，她的女儿被德国人抓去了，丈夫在红军里，而兄弟在‘盖世太保’机关里受审时被打死了。
“瞧，她就是我的女儿！”大娘指着那幅宣传画说。
她解释了很久，说她没有女儿的相片，而这张画使她想起了女儿。
“您读过这段口号了吗？知道这儿写的是什么吗？”
“没有呀，”老头儿说。”“她哪里会知道？我们农庄里连一个识字的人也没有。”
巴利茨基高声地念着宣传画下面的话。大娘在哭着。
“我的杜霞并不是志愿去的。士兵们把她的双手捆起，用脚踢进汽车里去……把这幅画还给我，而把下面写的东西裁下来你们留着吧。”
听到吵闹声，跑来了许多农民。我们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侵略者出版这样的宣传画为的是欺骗人民。
“指挥员老爷，能不能给我读一下杜霞从德国写给我的信呢？”我们的弟兄们在她那里找到宣传画的那个大娘突然问道。
她跑进房里去，拿出来一张画着一个天使的明信片，那天使是一位穿着长衫的、正在祝福的金发小姑娘。
“亲爱的妈妈！”杜霞写道。“我住在德国别名叫缪兴的城市里，真象在天堂里以后。我穿的衣服，完全象这张明信片上的姑娘，只是胸前、背上都有花边。这是为了风凉。而给我们的面包，是用雪白雪白的、象斯捷潘大叔有许多的那种面粉做的。”
老头儿明白了：“斯捷潘大叔，就是我。我有许多锯屑和刨花，我是个木匠。”
“我睡在鸭绒褥子上，就象瓦西利亚所有的那种带着环儿和链子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