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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羊肉去了，走到跟前，只悬挂着一些骨头，完全给喜鹊吃光了。我们只得舔舔嘴唇……可是我把骨头煮了，清汤是很肥美的。我们再没有去碰另一只羊。村子里已经够惊慌了。
我们这样过了六个月。这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夜里两点钟，听到了脚步声。我坐起身来。我有两颗手榴弹，就这样决定：一个投向谢尔盖，把他炸死；另一个投向门口，而用手枪来自杀。吉洪诺夫斯基和其他三个弟兄正在玩骨牌。门突然打开了，有个穿白色罩衫的男子走了进来。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拿起手枪，我也挥起手榴弹。
‘住手，吉洪诺夫斯基，别开枪！’
这是我们的人来了。队伍回到了叶林诺森林，波布特连科立刻派人来找伤员们和整个小组。关于我们，有人说，全体给德寇抓去了，所有的人几乎全被打死了，而我却受了重伤。并且好象是后来有个德寇军官和我结了婚。简直是胡说八道。波布特连科不相信。
我们都坐上橇车，被送往营地去。是怎样迎接我们的——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大家都吻我们，还给我们唱了几支新歌。女炊事员特地为我们备办饮食……但这以后再讲吧……第一天我就知道格列沙不在。
格拉沙哪里去了？他健康吗？
‘据说：在莫斯科呢。’
我想：送到莫斯科去的只有重伤员。我问：‘他哪里受了伤？’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许他已经功成名就，被送往莫斯科休养去了！……’
但是总还是有人告诉了我，他鼻梁和一只眼睛给碰伤了……过了几天，飞来了一架飞机，我们跑去迎接。当我们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大家已经走出飞机。我跑去找巴利茨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而我在他一旁跑了过去……费多罗夫给我问了好，拥抱了我。
‘你为什么不给格列沙问好呢？’
‘他在哪儿？’
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个漂亮的男子，打扮得够俊，胖胖的，戴着高高的帽子。我想，这个焕然一新的人，不是格列沙。当我带着我们那组人走开的时候，格列沙是穿着棉袄，戴着便帽的……
‘而我呢，’他说，‘看着——她向谁跑去了，谁是她所最珍贵的？’
于是我抱住了他。这时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跟摄影员说：
‘快拍！’
我问格列沙：‘你的眼睛怎样了？’”
他淌下了眼泪，可是他说：‘能看得见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叙述完了。现在请别人来讲吧。”
马露霞讲完以后，大家好久没做声。可以听到篝火中的树枝发出拆裂声，就象马儿用牙齿咬嚼着青草一般。马露霞走进阴影里，坐在一个人的宽阔的背后。那时我想会有人详细问她。不，好像大家同意了，在这种叙述以后应该把思想集中一下。许多人瞅着巴利茨基，他就站在那里，带着很自信的姿态。我感到他不满意马露霞的叙述，甚至想推翻她讲的某些东西。他整个的体态、服装、风度，都可以看到他的豪华气派。他头上戴着一顶要掉下来的、飘有红带的黑羊皮高帽。天气早已回暖，还戴着冬天的帽子是可笑的；但巴利茨基不是人家可以来取笑的那种人。
在那个时期中，他的声名在我们队伍中是最卓著的。这是大无畏精神和军事上的幸运的声名。敌人的子弹都放过了他。不错，他丢了一只眼睛，但这是自己的冲锋枪的弹壳打的。
巴利茨基没有立刻就开始讲，不得不请求他。也许他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讲吧。早晨我和他争论过一阵。他是昨天从莫斯科回来的，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形。而今天他突然交给我乌克兰司令部的命令，里面指示我拨出一定数量的人员——普通的战士和指挥员给他，同样拨给他武装、弹药、口粮，建立一个以巴利茨基为首的新队伍，而且这个队伍要按着独立自主的行军路线前进。
没有办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命令是必须服从的。我对巴利茨基说，每一个大队的指挥员都会拨给他一部分自己人。但是巴利茨基要求我下命令，把他指挥过的第一大队拨给他。我们认为第一大队是我们联队里最好的一个大队，里面大多数是老游击队员，都是切尔尼多夫人，我坚决拒绝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用无线电征询了一下乌克兰司令部。那里支持了我。结果巴利茨基放弃了独立自主的任务。我们决定了巴利茨基留在联队里当第一大队的指挥员。
但是他显然到现在气还没有平。他不时向我这边含怒地斜着眼瞅看。毕竟被人家说服：他开始叙述了。他带着不太注意往事的那种人的样子叙述着。听众觉得他讲得有些儿自高自大，但是却原谅了他这一点。也许有些人还认为著名的游击队员应该这样说话哩。
“我们在这里感怀往事，甚至嘲弄自己。我们每个老游击队员都经过了许多次死亡。即使谦虚地来计算，我个人就逃过了二十二次死亡，而且继续在行动。有时我问自己：‘格里戈里，为什么你还活着呢！保护住了还是侥幸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战斗以后依然无恙——既不是你个人的幸福，也不是为了休息或光荣而留了下来，而是为了继续斗争到最后胜利！’
如果谈到抒情的和带诗意的事儿，对我来说，一直到战争结束，最带诗意的是敌人的死亡和覆灭……我是一个有目的的人，而且现在要同大家谈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过一位同志，他曾经很勇敢。但一切都精打细算，他说：‘我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接触了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我的几乎逐次在递减——不是弹着点过远，就是弹着点过近，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总会打中的。’每经过一次战斗，他就变得更加小心，渐进到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在伙伴们中间醒来，嚇得眼前发黑，跳起来大叫‘德寇来了！’用手枪指着太阳穴——于是就完了。我们甚至来不及阻拦他。而那时恰恰没有德寇。
我有时侯听到这样的词儿：‘小心谨慎’，好像游击队员应该是小心谨慎的。但这个与恐惧畏缩的界限在哪里呢？当然，界限是有的。小心谨慎——这是一种念头，人还在想，还在理解怎样卫护自己。恐惧萎缩——这是无意识的逃走，是张惶失措。例如：有一次我们躺在散兵线上，在掩蔽所背后，看到一个德寇的步兵正向我们走来，我们让他接近。突然有一个我们敬爱的同志喊道：‘弟兄们，这是冲锋枪兵！’跳起就跑，于是大家跟着他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早就知道德寇步兵中有许多冲锋枪兵吗。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冲锋枪兵，而在于张惶失措分子的声音使人神经受了影响。
恐惧畏缩是游击队员最凶恶的敌人。至于说到小心谨慎……小心谨慎起着别的作用，它是恐惧畏缩的姐妹，可是很狡猾，它一切都可以理解、可以辩护，逐渐地使游击队员变成胆小鬼。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指挥员给了任务，游击队员去了，并且看到，很困难，又很危险。这时他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了，这是对的，应该爬。但是总有时候得站起来啊。单爬是不中用的。而他抬不起头来，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的头压在地上。他心里可原谅地把它说成小心谨慎，而这种小心谨慎早已成长为恐惧畏缩了。这种游击队员回来就报告：‘指挥员同志，任务完成不了。’并且把一切都那样详细地解释了，使人只有为他的小心谨慎而夸奖一番。而目的呢？目的可没有达到。小心谨慎变成了目的。
所以我们有一条游击队的法则：出去完成任务，你的生命、智慧、心灵、思想、武器，一切都是为了目的。应该以智慧、以计算来行动，甚至也可以施用小心谨慎而完成任务！
从这儿出发，我来谈谈自己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其他人一样，谈谈我个人经历的头几天的情形。你们的头几天是在老同志们中间过的，我们那时可没有老同志，指挥员们也都没有游击经验。
一九四一年九月里，有一次波布特连科说：有一座德寇在开工的磨坊，应该把它炸掉，不让敌人磨粮食。他给我的任务是：‘你考虑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小组吧。’彼齐卡·罗曼诺夫、瓦尼亚·波列舒克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了。彼齐卡假扮了农学家，瓦尼亚扮成了农民，戴着便帽，而我冒充是人教师：我经常这样去侦察。大车上放着一袋黑麦和一袋大麦，又拿了一束导火线，一些炸药，还有一支冲锋枪。我们把这一切都藏在大车里。
从森林里驶出去，刚到林边，马溜了。我从来没有套过马，我的伙伴们也没有套过。瓦尼亚想跑回营地去。幸亏我们的哨所里有位集体农庄庄员出身的同志，给我们把马套上了。我们也练习了卸下几次，套上几次，然后才出发。
我们来到了阿列克桑德罗夫卡，已是黄昏时分，应该找个过夜的地方。请求了一位女农民，她有个女儿。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宵。早晨开始套马，套不上。她的女儿嘲笑我们，却给我们把马套上了。
这个时候，老年的女主人问道：‘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磨坊去。’
‘唉，你们哪！怎的什么都不会做呢。怎的你们三个人却带着两个袋子呢！’
‘这只是我的袋子，我是教员；这只是彼齐卡的袋子，而这位是我们的赶车的。’
她带着笑问：‘为什么三个人去磨两袋子粮食呢？’
她教我们学会了先见之明。我们理解到很容易被人识破。女主人很好，她丈夫在前线。我们请求她再给我们一只袋子，把粮食分成了三份。
我们带着三只袋子继续前进，下午五点钟，到了区中心米纳。我已经到这里来侦察过。我在想：‘万一有人看出我们呢？’我们停好马车，自己走进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