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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们不得不严厉地处分一些人。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类似的违犯行文。我们对新来的人们也警告过：“如果看到你在打‘二十一分’，或是类似的玩意儿，记住，要倒霉！”
且说，篝火旁边坐着四、五个年青年游击队员，我们的老相识加柳依在他们中间就象是个大王。在斯克雷加洛夫战役中，加柳依表现得不坏，后来游击队员们就承认了他是完全平权的伙伴，把企图逃走的事儿置之脑后了。他复活了，晒得黑黑的，吃胖了，眼睛得意而愉快地在笑着。看到了我，他首先跳起身来敬礼。虽然他按着一切规则敬了礼，却无论如何赶不掉脸上的狡猾而得意洋洋的表情。其他的人也跳了起来；但是有一个小伙子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坐在那里。这时我才发觉他穿的衣服有些奇怪：好像贝都因一样，用一块烂布裹着。
“您怎么啦？”我问他。
“他病在我们这儿，”站在他一旁的人忍住了笑说。
“疯了，”另一个人说。
“起来，起来，同志！”我命令道。“喂，你怎么啦？真的病了吗？”
小伙子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了。场面的确太滑稽了。想象一下完全裸体的瘦长小伙子，想用面积不到一平方公尺的烂布来蒙上吧。并且由于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他在向将军敬礼的时候，不知道应该遮住什么地方才好。
“您没有经过卫生处理吗？”我问，以为新来的人正在灭虱呢。
这件事使我有些不安。最近时期，我们的卫生员们向虱子宣布了残酷无情的战争。游击队员们自己监视：如果谁搔痒——就打发他到卫生队去检查。
又一次的哄然大笑。
小伙子的脸上焦躁起来，马上就要哭了。我允许他坐下。他扭过身去，而他的同志们总忍不住要笑。加柳依首先抑制了自己。
“我们在这里玩儿呢，少将同志。玩的是‘打傻瓜’。嗨，这样他就输了。”
“输了什么？”
“我们是打的脱衣服。谁做了傻瓜，就脱帽子、靴子，完全挨着来，菲佳已经输了十二次。”并且加柳依几乎没有停顿地建议道：“少将同志，要不要我给您耍一套戏法看看？”
他以很快的动作掏出一副新纸牌。
“您从哪里弄来这样的一副牌呀？”
他把那副纸牌递给了我：“司令员同志，您拿去吧，我还可以做的。而且，我好象还有存货呢。”
纸牌是用手工描绘的，材料用的是德寇的宣传画，把正面对着贴然后切成小张。加柳依把纸牌的背面也画得很难和机制的区别开来。真是天才！
看到我注意地在细瞧着纸牌，把这一张和另一张在比较，在欣赏巧妙的表演，加柳依说：“这没有什么！监狱里面可真有专家！”
“您怎么，在那里呆过吗？”
“曾经到过，”加柳依没有丝毫困难地承认了。“老早的事儿了。是在这种年龄的时候，”他指指烂布里的小伙子。“为了无谓的事情——由于胡闹行为。”
加柳依把树椿子背后的一小堆衣服拿过来扔给打输了的小伙子。“穿起来吧，可别再跟我较量了。还是个牌手呢！……允许我用一下……”
加柳依在我手里把牌拿去，象弹簧一样地把它从这只手撒到另一只手里，然后很灵巧地洗了一下，把最后的一张牌给我看。
“少将同志，您看到的是什么牌？”
“梅花Ｋ。”
加柳依把背面朝上的梅花Ｋ交给了我。
“您紧紧地拿住呀。这儿再给您一张方块Ｑ，是这样吧？还给您一张黑Ｊ，对吗？拿住了，别放松……一、二、三。现在翻过面来吧……”
我把纸牌翻过来了。原来在我手里的完全是别的牌。
大家都笑起来了。加柳依很得意。他又表演了几套戏法，每次都巧妙地愚弄我，引起了全体的嘻笑。他们笑的是我。这些发笑的年青小伙子参加游击队才只有一个星期，虽然他们的嘻笑并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既不把我当作司令员，也不把我当作将军看待了。在他们看来，加柳依真是了不起。我自己也不得不微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生气的。
加柳依象对平等的人一样，放纵不羁地对我使着眼色，用昏昏欲睡的、一般瞧不起人的眼光看了一下青年们说：“我跟您将军阅历得多了，知道生活，也知道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愉快，这种愉快是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获得的。是这样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心里已经开始沸腾，暗暗想：“现在或者搂搂我的肩膀，或者拍拍我的背，那会很难忍得住的……”但同时却愿意他放肆一下，愿意彻底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我初次和他见面时，以为彻底了解他了。那时他本人也自称是个完弹的人，而我们也好象觉得引起他兴趣的只是自己本人，对别人是漠不关心的。
“喂，菲丘什卡，穿好了吗？”加柳依向篝火那边喊了一声。“好吧，你给我跟司令员同志讲一讲，你为什么要战斗。”
“赶走德寇，”菲佳高兴地答道。他现在穿好衣服，感到自由得多了。
“战争结束后，你想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学习驾驶拖拉机。”
“并且要结婚喽？”
“要结婚。”
“你有了钱的时候，给老婆买什么？”
“买双纹皮靴子，买条丝头巾，还有收音机。”
菲佳回答得诚诚恳恳、简简单单，没有感到诡计。而加柳依已经拍着自己的大腿在哈哈大笑，看到我，就用眼光请我同他一起开开心。但是谁也没有笑，而他却哽住了，面孔变得严肃甚至恶意的了。
“乡下人，你真是个乡下人！少将同志，我给他们描述过生活的微妙地方。女人的脚穿上高跟皮鞋和长统袜子会变得多么漂亮。怎样能把女人打扮成可以崇拜的女神。凭着香水、好看的戒指和花边的帮助，可以获得多少私生活中的幸福。而且女人根本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菲丘什卡不管你好说歹说——总是不中用的。他还够不上谈到化妆品、精美食品，更够不上谈到歌剧了。这里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真正的不协调现象……人们为金属而牺牲，”加柳依突然结束了，并摇了摇手。
“不，”我想，“这个加柳依，他不仅是自顾自，还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的青年而斗争，教育他们，使他们倾心于自己的理想。他煽起色欲，竭力想法引起赌博，给青年人把生活描绘得成为追求享受、强烈的感觉和外表的漂亮。对他说来，货币的面和背高于法律。他是为了夜间而过日子的，他认为劳动是笨人和孩子的命运——是一种讨厌的、偶然的事情。
拿这个他所提倡的脱衣游戏来说，看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不怀疑这点，他是在训练小伙子们下次拿贵重物品来打赌。他用骗子手的灵巧、用描写各种猥 而大胆的放荡行为的奇谈轶事，而主要的是用武断的见解，来引起青年们对他的注意和尊敬。他善于表现自己是个老于世故、趣味横生的人。
象他这种人，把监狱说得就象是人们由于飞来横祸或者由于不够灵巧才掉进去的地方。他把监狱用爱称叫它作‘小监狱’，想起这个地方好像虽然不太惬意，却也充满着特出的、顽强的、善于生活的人们。和加柳依同样的人们，并不是刑事犯，但接近、很接近这种人。在大城市里，弹子房和各种‘小酒店’充塞着这些人，他们是靠近火车站的小饭馆的常客。如果他们在工作，那么也是在这些饭馆、小酒店或者弹子房里。当然，他们是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的。他们竭力想法多弄些儿茶钱，蒙混喝醉酒的人，哄骗外来的‘大老粗’。
不知怎的，这类人为数很多，直到现在还遗留在公共的注意力范围以外。这些人是交给了民警来监督的，民警也的确在监视他们。但是由于加柳依这样的人们很少去做明显的违法事情，民警不能对他们怎么办。我们的党、团组织回避着这些人常到和活跃的地方。也许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有时侯是应该到这种类似的娱乐场所去看看吧，也看看这些刑事分子和半刑事分子们用怎样的方法在吸引青年们到自己的旋涡里去。可是只用禁止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我们应该引起反感，轻视那些酒色之徒和类似的人们的荒淫生活……”
加柳依继续说着。我在沉思默想，没有听他。
“……那么，将军同志，可以吗？”
“什么可以啊？”
“我请求把我调到济勃尼茨基支队里去。”
的确，同我们一块儿从克列特尼来的、而在这儿准备离开我们的济勃尼茨基支队里，有相当多的人在精神上近似加柳依——那些人都是过去的劳改分子和刑事犯。济勃尼茨基有本事管理他们，可是有些地方纵容他们。他这样下口令：“爵士乐队，跟我来！”
把加柳依放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就等于让他如鱼得水。当然，我们可以摆脱了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实说，我立刻想当场狠狠地打他几下嘴吧。如果说句坦白的话，我不会为他舍不得一颗子弹的：我不相信还能把他改造成个好人。不，这不是办法！应该把握自己，应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这时我脑子里有个滑稽可笑的主意。我平静地回答加柳依道：“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吗？……这怎么行呢！……请原谅，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他回答道，毫不感到这里面有含意。
“那么，我亲爱的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我细瞧着他画的纸牌继续说，“我们需要有天才的人……我们缺少有文化的干部。你们怎么只有六个人打牌呢？应该把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