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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上车！”取钱的人抱头跑开，来不及抽回取款机里的磁卡。
又是坦克！
这次是迎面而来，扬起满地垃圾和尘土。见我们迅速逃逸，它似乎也无心追赶，因为它的存在就已经构成了威胁。
100米外拍官邸废墟
纳比尔在一处山坡尽头停车，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两边楼房的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白天也拉着窗帘。“脚下就是官邸，”他轻声说。一棵青松挡住视线。纳比尔指着近处一栋4层建筑说：“我的朋友住在里面，他家阳台离官邸只有100米远，是最近的拍摄点。”
进那栋房子需要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街。纳比尔在街这边站了足足10分钟，因为官邸四周的高地全在以色列狙击手射击范围之内。街上没有任何遮挡，空气肃静得可怕。终于，他不徐不疾、一鼓作气走到街那边。食指在背后一勾，示意我们跟过去。
男主人的母亲似乎很不高兴，担心在他们家拍摄官邸会招来以军炮弹。男主人反复劝说，中国记者拍照是为了向全世界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境况，老母亲这才勉强点头。
长焦镜头里，官邸废墟一览无余。石堆瓦砾之中，只有阿拉法特办公楼依然站立。土黄色的外墙伤痕累累，几处焦黑。窗户都没有玻璃，以沙包或是铁皮汽油桶填充窗框，挡住可能飞进来的子弹可以想象，官邸里的空气也因此很难流通。办公楼呈长条状，高3层、宽约百米。现在，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约250人被困其中，断水断电。以军导弹20日命中官邸顶楼，现在绝大部分人员集中在2楼和底层。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和卧室在2楼。
一辆坦克趴在废墟上，现在它可以横扫一切了。
男主人说，围攻官邸的最初3天，以军也看上了他家的绝好地形，派兵进驻。晚上，以色列士兵睡在床上，他们全家7口挤在阳台里。但士兵们除了掰断几根楼梯护栏之后没有破坏家里的设施。家里有个1岁的婴儿，被窗外的爆炸声、炮击声吓得整夜哭闹。他的3个哥哥也惊恐万分，直往爸爸怀里钻。
男主人掀起主卧室窗帘一角，大约三四米远处是一栋更高的建筑。男主人说：“那里是狙击手呆的地方。”
以军在办公楼周围筑起3米高的铁丝网，大楼形同监狱。而这座大楼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统治时期，恰恰就是一座监狱。
西红柿比命更贵
如果说阿拉法特官邸形同监狱，那么整个拉姆安拉城就是一座大监狱。每星期只有一天解禁，其余几天不准出门。
纳比尔带我们离开官邸，来到拉姆安拉唯一的菜场。未进菜场，恶臭扑鼻。几个菜摊横七竖八挡在门口，腐烂的茄子、西红柿、洋葱扔了一地。这个菜场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解禁时可以容纳200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张。
现年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围困官邸前，每星期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宵禁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年近七十的老太太乌姆·迪亚布支起小木桌卖薄荷叶。这些薄荷叶已经存了将近一个星期，因为没法出来摆摊，眼看都蔫了。“再不卖掉就坏了，我今天冒险出来，卖一点是一点
。”她说。解禁期间，她一天能挣一二十谢克尔（合40多元人民币）。今天的生意更惨淡。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蔫了、烂了。四个星期前，他从约旦进口这些蔬菜，一旦宵禁，所有生意都断了。“我的菜卖不掉，有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48名记者同寝
听说戒严，还要往城里赶的一定只有记者。拉姆安拉新闻中心里云集各大世界媒体记者。楼下停着一排12辆贴着“ＴＶ”标志的汽车。戒严期间不得上街，记者们只好自己动手在新闻中心的临时厨房里做饭。一个30平方米的演播室成为记者们的临时卧室。主任艾哈迈德说，有一晚，这里同时睡了48名记者。
在一间工作室的门上，我们看到了今年4月在这座城市里中弹身亡的意大利记者拉法奇的大幅海报。海报上印着一句话：“纪念为新闻自由献身的烈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电视台的女记者曼说：“太累了，我希望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休个假。”目前拉姆安拉的记者们大多在新闻中心吃住，他们自己做饭，像一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厨房聚餐。我们来到新闻中心的时候，正是中午11时多，他们刚刚做好早饭，因为所有人都是在凌晨才睡觉。
24日夜，我和同事没能离开拉姆安拉。黄昏时，在市郊一所宾馆门前碰到戒严下散步的巴勒斯坦女孩。她一脸轻松，满不在乎地说：“戒严？我根本不怕。士兵一端枪，我就往回走，反正已经习惯了。”看到我们，她显得很高兴：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大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
第二天，我和同事上街继续拍摄。当时携带的防弹背心没有反光标志，我们把新华社制作的、贴在汽车上的红色不干胶“CHINA PRESS（中国记者）”一撕为二，我贴上“CHINA（中国） ”同事拿了“PRESS（记者）”。当天，以色列宣布解除戒严数小时，供当地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我们也得以离开拉姆安拉。
2002年10月20日，经过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卡兰迪亚检查站时，心里没底。9月24日第一次进拉姆安拉，这座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在戒严下一片死寂，只有以军坦克四处出没。很难想象解禁之后，“鬼城”是怎样一番景象。
“鬼城”重现生机
还是约了上次的出租车司机纳比尔。曾经共患难的人见面，犹如重生。
纳比尔眼睛里闪着光，兴奋地说：“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
车子开进拉姆安拉，我们无暇注意街上的垃圾，炸成废铁的汽车，房门是否紧闭，院子里的花是否寂寞地开…因为满眼都是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西服的，戴头巾的，摩肩接踵在眼前晃动。年轻女子虽然不穿袍子，却还是长裤长衫。车子走得很慢，因为到处是小商小贩。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汽车声和音乐声混在一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充实。卖水的人背着一人多高的尖嘴铜壶，壶顶上插着红红绿绿的假花。倒水时一弯腰，花儿一颤，一杯橙黄透明的甜水就端到你面前。车窗外飘来食物的香味…街边一口直径近1米的大油锅里煎着“菲拉菲莱”。图
孩子们穿着绿色或黑白条的校服走在回家路上。不用为了躲避坦克，磕磕碰碰地翻越山坡了。记得戒严期间，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拉姆安拉小学生们在上学路上听到坦克开炮、四散奔逃的情景。当时一个梳两根辫子的女生在记者话筒前放声大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今天，我没有看到眼泪，反倒是她们因为见到外国人，露出怯生生的笑容让人心疼。街上仍然遍布涂鸦。但已经成为人来人往的背景，不像上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鲜红的标语平添了不少诡异和恐怖。
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人！虽然一道戒严令，几辆坦克可以使一座15万人口的城市变为“阳光下的鬼城”，但任何形式的禁锢都挡不住生命汩汩的涌动。
纳比尔告诉我一个坏消息：9月29日阿拉法特官邸解围后，24小时的戒严取消了，但每天下午5时过后全城依旧宵禁。
修复中的官邸
一只巨大的绿凤凰昂首向天，翅膀下是红色的熊熊烈火…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一堵倒塌的墙壁上，巴勒斯坦艺术家们画上了这幅“凤凰涅槃”的图画。巴勒斯坦人相信，凤凰是一种“不死鸟”，即使被大火烧毁，也会重生。
水泥匠奥马尔站在一个比他人还高两倍的大窟窿前说：“我们会让所有的建筑重新站起来。”几乎没人相信这片废墟还可以被修复。上月19日至29日，以军坦克、炸药和推土机将阿拉法特拉姆安拉官邸内除了办公楼以外的所有建筑夷为平地。高大的楼房成了碎石瓦砾，残存的墙壁上满是窟窿29日解围那天，有些人不是从大门，而是直接从窟窿跳出来的。
当我再次站在被毁的阿拉法特官邸大院里时，眼前已不仅仅是一片废墟。“叮叮当当”的榔头声，“轰轰轰”的冲击钻声告诉人们，一切正在修复中。
官邸入口只有一个士兵把门，也不盘查过往人员，似乎谁都可以进去。所谓的“入口”实际上用一排铁皮汽油桶围出来的，原先的院墙已经被以军铲平了。
重建工作在以军撤出后马上开始。几十名当地建筑工每天在此工作10至11个小时。“要不是非得赶在每天下午5点全城宵禁之前赶回家，我愿意一直干下去，”奥马尔说。重建工程由一家私人公司承包，工人们的工资不会比从事其它工程高，但因为在这里工作，他们感到骄傲，也体会到责任重大。
工人们看起来很愉快，有的边干活边唱歌。看见有外国人经过，他们就高声打招呼“欢迎来巴勒斯坦！”到官邸来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记者，还有些“旅游者”。29岁的德国人马克举着相机好奇地在官邸大院里拍这拍那。他跟随一个国际救援组织来西岸工作，阿拉法特官邸成了他的“必游之地”。
官邸损毁程度相当严重，修复难度很大。光是清理废墟，就让工人们大伤脑筋。“几十辆被炸成废铁的车子一时没法挪走，我们想把它们摞在一起，作为纪念品永远留在官邸里，”工头艾敏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人士在汽车上张贴标语，呼吁双方开始对话。
办公楼周围的铁丝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