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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人闹场，这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出手将肇事者制伏，心存感激的于秀丽终于向这个男人走过去。原来这个叫鲁连声的男人是某厂的保卫科科长，身手不凡，长相英武，就是没多少钱。
于秀丽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土大款和洋大款后，对这个不是大款的鲁连声却是印象颇佳，而鲁连声自从被朋友拉进这家夜总会的那一晚上，就被这个风情万种的女老板迷住了。于秀丽和鲁连声一拍即合，成为情人，同时鲁连声还义务负责夜总会的安全问题。
于秀丽虽然对女儿于晓莉十分娇惯，但是她从来没有让女儿到夜总会去过，只是告诉于晓莉说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虽然于秀丽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但她觉得女儿还小，有些事情不应该知道得太早。也许在别人眼里，于秀丽不是一个好女人，但在女儿眼里，于秀丽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1997年，攀枝花警方的扫黄打非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于秀丽害怕查到自己头上来，决定将夜总会转手，然后离开攀枝花回到东北老家。关门盘点的时候，于秀丽才发现这几年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平时大手大脚惯了，所剩无几。
当鲁连声得知于秀丽要离开攀枝花后，马上找到她，千方百计想说服她，但是于秀丽去意已决，便对鲁连声说：“你要是舍不得我，就跟我去东北吧。”于秀丽认定鲁连声不能抛妻弃子和自己去东北，故意说这样的话让他知难而退。
于秀丽低估了鲁连声对她的感情深度，当于秀丽带着女儿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她突然发现鲁连声提着一个旧旅行包向自己走来。那一刻，早已不相信爱情的于秀丽呆了。
于秀丽和鲁连声带着于晓莉在吉林市住了下来，在别人眼里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在吉林市，鲁连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秀丽也打算金盆洗手，不想再出去折腾了，于是就和鲁连声开了一个小铺子。但是女儿于晓莉却不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常常一个人拿了钱跑出去玩。对于晓莉十分溺爱的于秀丽只要女儿开心，别的也不管太多。
终于有一天，17岁的于晓莉回家告诉于秀丽自己想去广州打工。于秀丽见女儿大了，觉得她的生活道路应该由她自己去闯，便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江湖教育，然后给了她一万元钱。在车站，于秀丽望着女儿的背影，不禁感慨万分，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道路。
第五章：薄薄发票；把苦命鸳鸯送入法网（2）
其实，此时此刻最痛苦的还是钱楠樱，自己何尝不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可是，每当想到自己家庭的贫困、母亲的辛苦，钱楠樱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冷静的思考和选择。现在家徒四壁，母亲体弱多病，三个姐姐出嫁，哥哥连媳妇都还没娶上，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供不起自己上大学呀！钱楠樱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对家庭来说，最需要的不是要她去上大学，而是要她去工作、去挣钱。
仅仅只是因为贫穷就把自己本来非常美好的前程给葬送了，钱楠樱是无奈的，但钱楠樱没有别的办法。高考风波平息之后，钱楠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北京打工的道路。
1991年10月，钱楠樱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在故宫午门外找到一份给人看摊卖纪念品的工作，一个月300多元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钱楠樱先租了个10平方米的小平房，然后就把母亲从郊区农村接到市区。钱楠樱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她想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过一个老人应该过的生活。
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楠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
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楠樱看到，她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楠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的。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
之后，钱楠樱拼命打工赚钱，收入渐渐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楠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炜。
范炜比钱楠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炜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随父母回城，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住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
范炜父母返城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范炜上学？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了个摊子，卖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炜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楠樱。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房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哪儿呢？房子一下子成了结婚的最大障碍。
范炜起初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多挣钱。
2000年9月，钱楠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
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楠樱跟范炜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炜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楠樱和范炜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楠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炜任公司监事。
第五章：薄薄发票；把苦命鸳鸯送入法网（3）
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经过几番周折，钱楠樱和范炜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员工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楠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人本本分分地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时，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时，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17％的税，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了。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
正在钱楠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高人”给她指点迷津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高人”一提醒，钱楠樱这才明白，原来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在这么做，自己也不妨试一试。
2002年2月的一天，钱楠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一个女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她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就把名片收好放进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她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子陈某。从此，钱楠樱也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
钱楠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楠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情况告诉陈某。陈某按钱楠樱的要求填好税票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价税的2。6％到3。0％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后，各自走人。
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炜去，有时钱楠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就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楠樱从陈某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了，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
失去“合作伙伴”的钱楠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她总觉得每次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