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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经文】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译文】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经文】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眼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
大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译文】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经文】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霸图十七
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滚雪球般越来越多，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蔓延，最终如火如荼，发展成不可遏止的局面。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夺取政权便如探囊取物一样了。这就是古代帝王夺取天下的必由之路。
【经文】
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成康之隆也，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太公说文王曰：“虽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贤人而后能为之。”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求而见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以此友天下贤人者二，人而归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谓也。＇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候恣行，强凌弱，众暴寡。＇吴王问伍胥曰：“伐楚如何？”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之，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即归，彼归即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越王勾践问于大夫种曰：“伐吴如何？”对曰：“伐吴有七术，其略云尊天事鬼，以空其邪；遗之好美，以荣其志；遗之巧工，使起宫室，以尽其财；遗之谀臣，使之易伐；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坚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于是饰美女西施，献之吴王。吴王悦之。子胥谏，不受。吴王诛子胥。越又为荣盾，镂以黄金献之吴王。吴王受之，而起姑苏之台，五年乃成，百姓道死。
越又蒸粟种遗吴王，吴王付人种之，不生，吴大饥。齐桓公欲弱楚，乃铸钱市生鹿于楚。楚闻之，喜，废耕而猎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钱而乏粟。桓公乃闭关，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其称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郑桓公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田贻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疆场郭门之外而埋之以鸡狐之血。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之。桓公因袭郐。此皆诸候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人之始苦也。＇齐侯与晏子坐于露寝，公叹曰：“美哉！兹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