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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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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
  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
  '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
  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
  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
  '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
  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
  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
  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
  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
  '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
  【经文】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译文】
  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
  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
  【按语】
  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
  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 
正论十六
  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经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经文】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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