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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家总认识您的吧?”
“是的,人家认识我,那么”
“请说吧,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
“那么您可以把这四万八千里弗付给我的了?”
“当然啦,随便您什么时候要都可以。”少校的眼睛惊喜地睁得圆圆的。“但请坐,”基督山说,“真的,我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想了些什么,竟让您站在那儿一刻钟。”
“没关系。”少校拖过一把圈椅,自己坐下了。
“现在,”伯爵说,“您想吃点儿什么东西吗?来一杯红葡萄酒,白葡萄酒,还是阿利坎特葡萄酒?”
“阿利坎特葡萄酒吧,如果不麻烦的话,我喜欢喝这种酒。”
“我有几瓶上好的。您用饼干下酒好不好?”
“好的。我吃点饼干,多谢您这样周到。”
基督山拉了拉铃,巴浦斯汀出现了。伯爵向他迎上去。
“怎么样?”他低声说道。
“那个青年来了。”贴身跟班也低声说道。
“你把他领到哪一个房间去了?”
“照大人的吩咐,在那间蓝客厅里。”
“对了,现在去拿一瓶阿利坎特葡萄酒和几块饼干来。”
巴浦斯汀走了出去。
“真的,”少校说,“这样打扰您,实在于心不安。”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伯爵说。
巴浦斯汀拿了酒和饼干进来。伯爵把一只杯子斟满,但在另一只杯子里,他只把这种红宝石色的液体滴了几滴。酒瓶上满是蛛丝,还有其他种种比一个人脸上的皱纹更确切地证明这确是陈年好酒。少校也十分聪明地拿了那只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伯爵叫巴浦斯汀把那只盘子放在他的客人旁边,客人就带着一种很满意的表情啜了一口阿利坎特酒,然后又津津有味地把他的饼干在葡萄酒里蘸了蘸。
“哦,先生,您长住在卢卡是不是?您又有钱又高贵,又受人尊敬——凡是使一个人快乐的条件,您都具有了?”
“都具有了,”少校说,急忙吞下他的饼干,“真是都具有了。”
“您就缺少一样东西,否则就十全十美了,是不是?”
“就缺少一样东西。”那意大利人说。
“而那样东西就是您那个失踪的孩子!”
“唉,”少校拿起第二块饼干说,“那的确是我的一件憾事。”这位可敬的少校两眼望天,叹息了一声。
“尽管告诉我,那么,”伯爵说,“您这样痛惜的令郎,究竟是谁呢?因为我老是以为您还是一个单身汉。”
“一般都是那么说,先生,”少校说,“而我”
“是的,”伯爵答道,“而且您还故意证实那种谣传。我想,您当然是打算掩饰青年时代的一次不检点,免得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
少校的神色又复原了,重新装出他那种一贯的从容不迫,同时垂下他的眼睛,大概是想借此恢复他面部的表情或帮助他想象;他时不时朝伯爵偷看上一眼,但伯爵的嘴角上依然挂着那种温和的好奇的微笑。
“是的,”少校说,“我的确希望这种过失能瞒过所有人。”
“起因当然不能怪您,”基督山答道,“因为象您这样的人是不会犯这种过失的。”
“噢,不,当然不能怪我。”少校说着,微笑着摇摇头。
“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伯爵说道。
“是的,得怪那位做母亲的——他那个可怜的母亲!”少校说道,并拿起第三块饼干。
“再喝一点酒,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伯爵一面说,一面给他倒第二杯阿利坎特葡萄酒,“您太激动啦。”
“他那可怜的母亲!”少校吞吞吐吐地说着,尽量想让他的意志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泪腺,以使便出一滴假眼泪来润湿他的眼角。
“我想,她出身于意大利第一流家庭吧,是不是?”
“她的家庭是费沙尔的贵族,伯爵阁下。”
“她的名字是叫——”
“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
“噢,”基督山说,“您告诉我也多余,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伯爵阁下是无所不知的。”那意大利人说,并鞠了一躬。
“奥丽伐·高塞奈黎,对不对?”
“奥丽伐·高塞奈黎!”
“一位侯爵的小姐?”
“一位侯爵的小姐!”
“而您不顾她家庭的反对,总算娶到了她?”
“是的,我娶到了她。”
“您肯定把那各种文件都带来了吧?”基督山说。
“什么文件?”
“您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证书,你们的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我孩子的出生登记证?”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出生登记证——令郎的名字不是叫安德烈吗?”
“我想是的。”少校说。
“什么!您‘想’是的?”
“我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他已经失踪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倒也是,”基督山说。“那么您把文件都带来了吗?”
“伯爵阁下,说来十分抱歉,因为不知道非要用那些文件,所以我一时疏忽,忘了把它们带来了。”
“那就很不好办了。”基督山答道。
“那么,它们非要不可吗?”
“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呀。”
少校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哎呀,糟了,必不可少!”
“当然是这样,说不定这儿会有人怀疑到你们结婚的正当性或者你们孩子的合法性!”
“没错,”少校说,“可能会有人怀疑的。”
“倘若如此,您那个孩子的处境可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时他极其不利。”
“或许那会让他错过一门很好的亲事。”
“太糟了!”
“您必须知道,在法国,他们对这些是很看重的。象在意大利那样跑到教士那儿去说‘我们彼此相爱,请您给我们证婚’那是不行的。在法国,结婚是一件公事,正式结婚必须有无懈可击的证明文件。”
“那真不幸,我可没有这些必需的文件。”
“幸好,我有。”基督山说。
“您?”
“是的。”
“您有那些文件?”
“我有那些文件。”
“啊,真的!”少校说,他眼见着他此次旅行的目的要因缺乏那些文件而落空,也深怕他的健忘或许会使那四万八千里弗产生麻烦,“啊,真的,那就太走运了,是的,实在走运,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要把它们带来。”
“我一点都不奇怪。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呀!幸亏布沙尼长神甫您想到了。”
“他真是个好人!”
“他非常谨慎,想得极其周到。”
“他真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少校说,“他把它们送到您这儿了吗?”
“这就是。”
“少校紧握双手,表示钦佩。
“您是在凯铁尼山圣·保罗教堂里和奥丽伐·高塞奈黎结婚的,这是教士的证书。”
“是的,没错,是这个。”那位意大利人惊诧地望着说。
“这是安德烈·卡瓦尔康蒂的受洗登记证,是塞拉维柴的教士出具的。”
“完全不错。”
“那么,拿走这些证件吧,不关我的事了。您可以把它们交给令郎,令郎自然要小心保存起来。”
“我想他一定会的!如果他遗失了”
“嗯,如果他遗失了怎么办呢?”基督山说。
“那么,”少校答道,“就必需得去抄一份副本,又得拖一些时间才能弄到手。”
“这事就难办了。”基督山说道。
“几乎是不可能办的。”少校回答。
“我很高兴看到您懂得这些文件的价值。”
“我认为它们是无价之宝。”
“哦,”基督山说,“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
“至于那青年人的母亲——”那位意大利人焦急地照着重复了一遍。
“至于高塞奈黎侯爵小姐——”
“真的,”少校说,好象觉得眼前突然又冒出问题来了,“难道还得她来作证吗?”
“不,先生,”基督山答道,“而且,她不是已经——对自然偿清了最后的一笔债了吗?”
“唉!是的。”那意大利人回答。
“我知道,”基督山说,“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而我现在才追悼她的不幸早逝!”少校悲叹着说,然后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格子花纹的手帕,先抹抹右眼,然后又抹抹左眼。
“您还想怎么样呢?”基督山说,“大家都难逃一死。现在您要明白,我亲爱的卡瓦尔康蒂先生,您在法国不必告诉别人说您曾和令郎分离过十五年。吉卜赛人拐小孩这种故事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并不经常发生,不会有人相信。您曾送他到某个省的某所大学去读书,现在您希望他在巴黎社交界来完成他的教育。为了这个理由,您才不得下暂时离开维亚雷焦,自从您的太太去世以后,您就一直住在那儿。这些就够了。”
“您是这样看吗?”
“当然啦。”
“好极了,那么。”
“如果他们听到了那次分离的事——”
“啊,对了,我怎么说呢?”
“有一个奸诈的家庭教师,让府上的仇人买通——”
“让高塞奈黎家族方面吗?”
“一点不错,他拐走了这个孩子,想让府上这一家族绝后。”
“这很说得过去,因为他是个独子。”
“好,现在一切都说妥了,这些又唤起的往事现在不要轻易忘记了。您肯定已经猜到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了吧?”
“是件大喜事吧?”那意大利人问道。
“啊,我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眼睛和他的心一样是不容易被骗过的。”
“嘿!”少校说。
“有人把秘密告诉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