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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个窝里斗。在父子关系上，罪案侦破的麻烦，可能恰是未来罪案减少的前提。芝麻和西瓜的关系，蛮复杂。复杂的缘由恰在于，什么是芝麻，什么是西瓜，有时本身便不是清晰可辨的。让父子相互揭发，不一定就是“西瓜”。
难怪就是今日的洋人，其法律中也时常塞入了这些意思。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1994年的法国刑法典还说，亲人犯了事儿，不告发者不处罚……
古人的深层意念，还是有些根据的。
三、思古烹小鲜
小鲜，小鱼也。烹过小鱼的人都知道，来回倒腾，反复翻转，小鱼便会骨松肉烂，更别说色泽味美了。这类生活中的点滴道道儿，如果不在意，也就不会将其放在国家大事的语境里，挥发深意。
可老子能耐，将烹小鱼和治国方略扯在了一起。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有意思。
虽说老子能耐，但其总是过于飘逸，啥话又讲得尽是微言大意、点到为止，丝毫泥水不粘，从而，令后人不断费力地去做解释。所以，治理大国为啥要像烹煎小鱼那样偶尔移动，便任凭后人诠释作主了。当然，解释得蛮不错的当属春秋战国的韩非。韩非写过一篇小文字，叫《解老》，里面做过一番细致的说明，颇为到位。
《解老》讲：“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用大白话说，那小鱼烹煎之时总是左右移动，光泽就会破坏得一踏糊涂。吃东西要想胃口好，东西本身要色味齐全，否则就是扫兴了。往大了讲，治理国家也是不能一日一变，没事找事儿，不然百姓就会苦不堪言，国家也会翻车的。所以，修炼到家、道性极深的一国之主喜好清静无为，甚至乐意站在一旁看热闹，不会动辙大兴变法。这就是老子唠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缘由。
韩非对“烹小鲜”的隐喻，还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但凡干起了一个行道，再朝三暮四，直至百“变”不厌，自然结果是一事无成。比如，作了厨师，最好是踏实稳健地抡耍菜刀和炒勺，不要明儿惦记瓦匠的瓦刀，后儿瞄着花匠的裁剪，大后儿觊觎木匠的斧锯，……因为，这般下去，不仅瓦刀、裁剪或斧锯无法抡得像样，就是原本的菜刀炒勺技艺，也会不三不四、不汤不水。展开来说，这类“朝秦暮楚”的人在国家里大行其道，国家的各类行当，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法律，也是一样。
“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换词儿讲，法律事关重大，好处坏处全是打那儿出来的。法令一变，利害关系就会移动。利害关系移动，百姓跟着变化。百姓是盯着利益的。所以，法令朝令夕改，绝对是件糟心事。
翻阅古史，可以发现，韩非本性好折腾，看着不顺眼的事情总象改变一下，对变法特别热心肠。只要有人因循守旧，韩非就会扔出“守株待兔”的寓言，嘲弄一番。韩非自己言语不利落，口吃，却非要在治国方略上说三道四，还跟同时代的李斯在秦国君王面前“争风吃醋”，最后败下阵来。好在写得一手好文章，留名青史，算是可以瞑目了。
但是，老子的观念，自是极其超脱，特别忌讳人为地干预事务。
那么，为啥韩非硬要写写《解老》的小文字？
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到此处应是挺明白的，韩非将老子的意思梳理得纹路清晰，而老子的“烹小鲜”提示了法律变革这个大事情，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炼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结，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但依然会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情形出现，原有秩序会在那里顽强地抵抗。
所以，动法律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先想想：“小鲜”怎样烹才有意思。
三、思古老子与韩非
上一小文，说了韩非如何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解释发挥得像模像样，尽管韩非本人，还是钟情大刀阔斧的变法。
其实，可以发觉，将老子和韩非的意念掺和一下，便会得出一个“中庸”的法律变革观念。这就如同慢性子掺和了急性子，这人就会变得不紧不慢。也许，韩非偶尔觉得大兴变法，并不必定带给江山社稷全面的福音佳讯，而且，变法的后果，兴许会有负面的麻烦。所以，需要聊聊老子的“烹小鲜”，来为自己的激进观念做个缓冲调剂。
这自然是个捕风捉影的表层解释。
不过，另有一点道道儿，可深说这里的意思。
人们常说，法律文字是个普遍的规则，纵然是古人的“例”，洋鬼子的“判例”，也有一个普遍抽象的问题，即从“例”那儿拎出一条一般指导性的规矩。这说法，有个显眼的意思，一望就可知道。这就是，规则对任何的男女老幼、一切的举手投足，都具有调教约束的作用。人们称之为“法律的普遍约束性”。这说法还有一个隐蔽的意思，不易为人所记住，倒是洋人那里时时被提及。这又是，规则规矩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内不可变动。专家喜说此为“法律的稳定性”。
其实，“显眼的意思”，恰是需要“隐蔽的意思”来做铺垫，甚至来做基础。没有隐蔽的意思，显眼的意思也就无从着落了。
可以想象，如果法律今儿规定“小贩子可以沿街叫卖”，过了俩月，规定“凡沿街叫卖者格罚勿论”，再过半载，又规定“小贩子白天不可叫卖，傍晚可以”，一年刚过，又规定“任何小贩子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叫卖的”，那么，凡是可以贴上“小贩子”标签的人，就会心烦意乱、手足无措。不仅如此，就是不吃贩子这碗饭的其他人士，也会满腹狐疑：法律既然可以在“叫卖”的事情上不时地翻脸变色，在其他事情上，是否也会此一时彼一时？如此，怎样做才是可以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谁也不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因为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个日子愣是撞在法网上了。而国家也会因此混乱不堪，规则的“显眼意思”，最终无影无踪。
唠到这里，我们或许觉察，韩非拿“烹小鲜”来说事儿，直至发挥一把，心里惦记着老子，可能正在于担心法律变来变去，没了“稳定性”的前提意思，末了会使法律本身失却“普遍约束性”的紧要意思。这般讲来，法律的变革，正如老子隐约暗示的那样，还是有个“慢慢来”的缘由暗藏其中。
三、思古成功的秦国与失败的秦朝
秦朝打秦国而来，这是小常识。就连目下的小学生，对这当事儿都已了如指掌。凡事儿，知道的人多了，自然容易成为炒作题材。翻翻历史书籍，“秦国”、“秦朝”的字眼儿，随处可见。即便今天，文学艺术电影也依然以捏攒其中掌故为能事，惟恐漏掉了“秦人”的耀人辉煌。《秦颂》、《荆柯刺秦王》，就是例子。而大秦兵马俑的出土，早已不断激发了人们的历史想象。
咱们要说的，是成功的秦国与失败的秦朝。
秦国变为秦朝之前，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被学人们喜欢反复玩味。争论的一个角儿是商鞅，另外一边是甘龙和杜挚。商鞅，急性子，啥事喜好大刀阔斧，一夜炼就。甘龙和杜挚则是老太太脾气，慢慢悠悠。两边争论的主题：是否变法。商鞅说，夏商周三代的规矩南辕北辙，可照样平定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同，依旧称雄诸国。只要变法让百姓尝到甜头，国家兵强马壮，世道没有不齐声欢呼的。甘龙和杜挚却说，依着民俗旧规做事，事半功倍。大凡顺水推舟，百姓才可安居乐业。而且，变法往好了说，是叫人尝个新鲜，往坏了说，则是鸡飞蛋打。可能是商鞅“气势”过人，口若悬河，末了，秦国当家之人秦孝公硬是举起了变法大旗，赏罚严明。变法的结果，也是十分了得，秦国的确灭六国、定一统。
成功的道道儿，容易叫人百试不厌。
变法使秦国成功，自然，需要将其发扬光大。于是，秦朝继续在变法那套上变本加厉。此时商鞅的角色位置，由李斯顶替上去了。李斯也是急性子、暴脾气，为政立法大讲一个“狠”字，毫不客气。秦朝在李斯的谋划下，横扫新版图的民俗旧规，强行推广往日的变法招术。然而，有趣的是，15载的光景就将秦朝的命数划上了句号。
秦朝的短命，人们议论颇多。有人说，那是酷刑苛政的结果。还有人说，那是“焚书坑儒”这一造孽的报应。另有人讲，秦末乱世，官人用兵毫无章法，王朝不灭倒是一件怪事儿了……
有一问题，则是被许多人忽略掉。秦国秦朝，虽说都有个“秦”字儿，但是，两者的疆域，却有惊人之别。前者中等偏小，后者则是幅员辽阔。到了秦朝，人口已是数倍之巨，土地面积更是一望无际。
在推行变法上，小地方和大地方有一要害区别。这便是，小地方好管，权力层次少，制度环节简单，信息传递反馈迅速，以权力强行推行变法容易立竿见影，啥事，都是颇有实效。大地方就不同了。大地方权力层次多，制度环节复杂，信息传递反馈慢衰，特别容易人浮于事。一项变法，从上到下，经过层层关节，最终总会变味走样。在大地方，权力链条的末端，松软疲惫。这就有如一句话的传播，一传十，可能有点原汁原味，到了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最后不变出个意思全拧才是见鬼的。也许正是这个问题，使得秦朝继续抓住秦国的一套，力不从心。
如果这个道道儿是这么回事，那么，商鞅、甘龙、杜挚的说法，本身无所谓对错，而是要看用在小地方，还是大地方。正所谓因地制宜。秦国地儿小，信商鞅一套，故容易成功。到了秦朝，家大业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