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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不以为然。
他说，乡村自治的路向不错，只是路数不对。大一统的国家法律秩序肯定会是费力不讨好。可是，这不意味着，小而全的“准法治国”，可以散布开来。散布开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几十年来，“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先从叶梢焦枯起，才渐渐地焦枯到身干老根” 。因为，那路数，终究是西化的“缩小”输入，它自然会断送中国人的老道理。而老道理又是国人过活的根本。拆开来讲，老道理正是一套套犹如陈年老酒一般的依然有效的规矩、制度和道道儿 。“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
二、写字村学乡学（2 ）
二为什么变不得？
两方面说。一是我们村民乡民的习性情感。二是自然而然的理由。
梁漱溟以为，就拿多数议决来讲，它就和咱们古往今来的尚贤尊师的风气不合。贤人师长，总是明理知故，经验斗量。多数议决自然会无形地抹煞那类“地方性”的智慧。之外，这多数议决还会助长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权利想的多了，人们就爱分争。可内忧外患的“此刻中国所最需要者为结团体” 。权利意识还有更大的毛病。这便是，你讲人人自有自由权，那么，许多陋习就割除不掉。比如妇女缠足，一准是个陋习。但鼓吹个人自由权，缠足妇女就会扔给你一句：“脚长在我腿上，怎么折腾是我自己的事儿，没碍着他人。所以，关你什么？！”这话显然会着实令人里外不适。
再拿乡民有权罢免乡长来说，有人可以当上乡长，自是因为原本就有体面，乡民村民个个信他服他。但是，来个内部及外部制约，在他出些毛病的时候，由监委会一捅戳穿，再由乡民一掳到底，摘掉乡长之冠，太叫人难堪了。乡下人讲情义，讲面子，那样一种方式让乡长无法活下去，而且，叫乡民村民越来越减少温情，大家之间的向心力，随之飘散。还有，不留情义面子，乡长就不会时常扪心自问、良心发现，惟恐做出对不住乡民的事情，倒会暗自诋诂：“管他那么多！反正稍有不是，没人同情。倒不如聪明地能捞就捞！”
反过来，乡长对乡民说拿办就拿办，也是太无情义。乡长与乡民，都是生于斯长于斯，低头不见抬头见。乡长有体面，有份量，这体面份量可以帮助乡民弃恶从善。非要扭送官办，也就没有了师长的温情尊严以及号召力。“本来一乡一村即等于一家，一家之中彼此应当有情有义，乡党邻里之间也是一样，不能用强硬的法律解决的办法；一用法律则有伤情义了。中国人尤其是乡下人情义特别重，对这种有伤情义的办法如何能受得了”？
调解委员会也有问题。这调解，要手续，要程序。所以，它“与法庭仍是一气，不啻为法庭的下一级；但中国乡村的事却断不能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方能和众息争；若强用法律解决，则不但不能够调解纠纷，反更让纠纷易起” 。村里乡里通常不见人口的迁移，终老是一块土地，打这更多出现了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恰是需要看到纠纷之后怎样继续相处，而不是非要究个是非上的子丑寅卯。和谐的生活，是要连续下去的，即便对错含糊不清。
说到习性情感和自然而然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后者。
在梁漱溟的眼中，恰是缘于后者，那会儿的西洋风气也在转变着，不纯是清一色的“法治自治”。
梁漱溟断定，诸如多数议决的规矩，在西洋也是打中世纪以后才浮出的。启蒙理性的催发，使洋人倍感“自我”的第一性。这类第一性，也使个人理直气壮地参与社群事务。可个人有权发言，便容易因意见不同而争论。相持不决，又使事情没法子行进。于是，洋人琢磨，“要想大家不致老是争论不已，不得决定，那就得多数表决。多数表决了，大家一致遵行，便可以省却了多少争论麻烦，这实在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 。但是，人们需要知道另一面的理儿：“多数表决固然是省事，而多数所表决的不一定就算是对” 。故而转来转去，洋人还是明白了多数议决的双刃性。末了，他（她）们依然给“知识科层”留出一块权力的地盘，由其定夺作数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中西的沟通调和点了。……尊师，尊尚贤智，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必要”。
如此讲来，中国老道理的深处细处，不应变。
二、写字村学乡学（3 ）
三当年的“地方自治”，不足夸耀。像惯常流传所说的，新鲜的洋鬼子规矩，不仅没有给乡村带来生气，反而使原有的礼制田园秩序崩溃了，村民乡民不知所措。它毁掉了中国文化的老根，那老根又在于中国的老道理。老道理有自然而然的一面。就连洋鬼子，也是回过味儿来了。梁漱溟抓住了此处要害。
接下去怎么办？老道理深处细处变不得，但是，有些浅处粗处还是要变。
这样，一种新的乡村制度──村学乡学，凸现了。
村学乡学是个组织。里面有学众、学长、学董和教员。学众，当是村中乡中男女老少一切人。学长，品德高尚，操守数一数二，可以替代原有监委会的位置。学董则是八面玲珑，办事麻利，大体是个村长乡长的意思。教员，专门跑腿，将外边的知识传送到村里乡里，并将本村乡的难题递交到有学问的人手中。
这“村学乡学”语汇中的“学”字，蛮重要。它嫁接于老根，又是老根里挤出的嫩芽。“学”字表征着“向上求进步”，同时，表征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秩序地向前走” 。其细致意思有三。头一个，大字不识的人，要向满腹经纶的人聆教。第二，聆教不意味着凡事“自上而下”，有时要相互取经，甚至相互妥协。三是，出了问题，对谁都要诲人不倦。串起来概括，则是“交往对话中的说教”。
梁漱溟自然不绝对反对自治。在他那里，自治只是应该有些折扣。因为，凡事彻底自治，就没了向上求进步的大方向。乡下人有时要妇女缠足，要男孩12来岁娶妻，自己时有吸毒、赌博、懒脏，等等。完全自治，这些东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丢弃。倒过来，完全他治，保不齐有人以势压人，谋取私利。所以，要将“学”的细致意思引进来。
若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对比的角度瞧去，另外要说：……问题的解决，固然要靠有学问有眼光有新知识方法的人；可是我们要知道新的知识新的方法，不经过一番切磋陶炼是没有用的。虽然乡下人头脑简单，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而单有我们的新知识方法，也同样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所有的新知识新方法都从外边学来的，拿到乡村去很多用不上。所以必须两相磋商研究，如此得来的知识方法，才真有用，才真能解决问题。
这是基本路向和基本路数的辩证关系。
于是，村里乡里要议事，和气商量着办。一方面，尊重多数，舍己从人。另方面，顾全少数，彼此迁就。脑筋转动不快的人，要听听灵气十足的人的言语。可前者终究惦记自己的利益，因而，后者反之不能以“先知”的神气偷运自己的私利。少数也有可理解的利益，将其撇在一旁，少数终久不会甘服。两相对照，都要顾及。如果实在无法以“说通”解决，便应像讨价还价一般，各自谦让。“死板的定下服从少数固然说不通；死板的定下服从多数亦不合适”。
学董犯毛病了，学众犯事了，要婆心苦口。现在有学长，可以撇开内部外部的硬性制约和自上而下的无情“放逐”。学长站在一边，时时提醒村乡头头，常常“敲打”底下小民。对头头，“看他有骄横之处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戒他。……众人要说的话，先都由学长代为说到，自不致激出众人的话来。如果有人反对他，要设法替他解释”。“总不要众人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到必不可调停之时，即劝……辞职，或速谒县长报告，以便撤换”。对群众，“应本爱惜他之心而训饬他，或背地里规劝他，不令人知，以给他留面子。不要等他小恶养成大恶” 。调解委员会的角色，也退让给学长。村里乡里难免蹦出纠纷不和。要紧的是，学长准情夺理，不死扣法律或者其他规矩的白纸黑字。因为，“这才是乡村和众息争之道” 。至于学长为何不兼事学董，因为，要使“他站在超然地位，自己不致与人争执，自己与人没有不和，好来调和众人”。
当然，学长的操守和明理是相对的。学长的自我培养，也是日积月累。“不够十成，就是八九成，甚而至于五成也行。现在没有，将来村学的风气开了，慢慢地就会有啦！……人的好或不好都是活动的，不是死定的，今天他不成，明天也许就成啦！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呀”！
……
二、写字村学乡学（4 ）
四民国的历史语境，使人深感西来强势文化的挤压。国人与洋人过了招儿，因为抵挡不住，遂羡慕其文明，试图改变自己以学他。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建船厂，修铁路，念洋书，穿洋服，说洋文……等等，处处试图“以夷治夷”。舶来的制度话语随之日渐昌盛。
然而，村学乡学的叙说，在三个深度层面上彰显了另一话语理路。
其一，制度是需要老根子的。老根子本身又是语境化的。洋人的一些制度由其本土培育、滋生、扩张，和那里的风土人情相互包容。单说那阵儿的英国，七成人口在城市，三成人口在乡村。中国则是与这全拧，几乎八成人口在乡村。英国以城为本，中国以乡为本，这是明眼可以瞧见的。城里人流动往返，“躁动不安”，乡村人倒是安详、宁静。在前者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