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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认识肖红的那年秋天，全国召开旅游会议，本来这种事都是由各省的旅游局长去北京参加，但我想找个名义带肖红在外边好好玩玩，就说我亲自带队参加，以表示本省省长对本省旅游业的重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肖红，让她从香港直飞北京和我见面。我到北京后，只是象征性地召集与会的几个负责人见了一面，然后就不再到会上露面了。我提出在北京好好玩几天，肖红却说北京太土气了，而且容易被来开会的人发现。她说不如到上海去玩玩，于是我就陪她一同飞到上海，住进了锦江饭店，在那儿一呆就是三天。在这三天中，除了在外边挨着吃名吃以外，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外出，而是天天泡在一起说活和看录相带，一看到受不了的时候，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做那种事。我们俩最喜欢做的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做那种事，每次都是肖红在给我擦澡或是我给她擦澡的时候就动了感情，然后就在浴缸里……这种游戏使我忘记了年龄而回到了年轻时代。当然，它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一切。
三天后，我和肖红在上海分了手，她直接飞回香港了，我则返回省城继续去代我的一省之长。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给肖红写情书。你不知道我在年轻谈恋爱的时候也从没写过情书。我现在的老婆和我都是一个工厂出来的，我们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然后看了几场电影，后来就那么结婚了。和肖红认识以后，我常想，那时候的人活得就和个牲口没什么两祥，那还叫什么感情啊，只不过是把一对男女用法律的手续给拴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了。在我那两个孩子出世以后的这些年里，我越来越不愿和她过性生活了，但我心里又非常想过，这是一个健康男人的正常要求吧；我后来看了不少闲书，也算是接受了一脑门子的浪漫主义思想，包括那些表现爱情主题的电视剧，每次在看的时候我都想，我他妈的怎么就没赶上人家这样的好时光呢？！
所以当我和肖红有了那种关系以后，我在年轻时所憋着劲没有写的情书，在这会儿就有了用武之地，尽管它来得太晚，但写情书也就不只是青年人的专利了，而且我喜欢一边写情书一边在脑子里想象着和她在一起的每个值得品味的细节，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我的情书质量。所以我经常放弃一切公务和批阅文件埋头在办公室里写情书，有时候一写就是好几张。在这一年当中，我给肖红写了近15万字的情书。不过其中也经常无意间泄露给她一些中央和省里的绝密消息。因为我当时完全把肖红看成是自己的妻子了，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回避她。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利用出差的机会，带肖红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沿海的繁华城市。其实我们并不是去游山玩水，因为这些地方对我们都不陌生，我们只不过是想离开我们省而到一个陌生环境中尽享人生“幸福”罢了。因为在我们省几乎凡是处级以上的官员都认识我，我们的行动受到了环境的约束。人老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又感到怪憋气的，所以不如换个陌生环境，谁也不认识我这个省长，而且费用都是公家报销，我们又可以公开呆在一起，甚至在公共场合做一些亲昵的动作也不会怕人家看见我们，别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呢。
我忍不住插话说，你难道没有想过，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这种生活方式又能维持多久，你就不怕有一天会因此而受到查处吗？
我当时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算不上是个什么错误，这只是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吗。如果我老婆当时能够同意和我离婚的话，我肯定会明媒正娶肖红做我的妻子。如果我的喜新厌旧能算是一条错误的话，我愿意接受纪律处分。但我知道，我们党章和宪法上都没有规定省长不可以离婚和再婚。但事实上，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先不说我那老婆和全家人会和我闹一场大地震，而且会被组织上当成陈世美来对待，甚至为此受到纪律上的处分。但我当时并不怕这种处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再往上升了，我想我也不会就因为爱一个女人而被免去省长的职务，这是从各方面都说不通的。我也不是不想离婚，但我却知道我离不下来这个婚，因为像我老婆这种年龄的女人是不会和我离婚的，她即使拖也会把我拖死，何况还要为此闹得满城……不，是满省风雨，甚至会成为某些记者跟踪报道的对象。我可不愿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采取这样一种隐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肖红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她担心有一天我会再喜新厌旧把她给甩了。但我一再告诉她，而且我在几封信里也公开表示过，我是爱她的，而且爱得非常专致。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做，既不怕丢官，也不怕挨骂，我甚至可以为这份爱情献出我的生命。事实上我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只不过结局未免太悲惨了一些。
说到这儿，这位前代省长有点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你知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出现的那件走私说情案，我也不致于为此而栽下来。就在那年的12月初，肖红突然从香港返回省城对我说，她哥哥肖武因为与广东一家公司合伙走私的几千台彩电被深圳海关给扣留了，这将使她哥哥的公司损失几百万元，而且公司会因此而破产，他本人也面临着被债务人追逼的困境。所以肖红在接到她哥哥的电话以后就马上赶回来向我求援。
我在听完肖红的汇报以后安慰她说，你放心，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给你排忧解难的，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好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想到事情会有以后我没有料想的那么严重，我觉得一个省的一切行政力量还解决不了一件走私案吗？看来我太过于相信我这个代省长的权力了，如果这件事情是在一般的行政部门也就好办的多，比如说像公安或商检什么的，但这事偏偏犯在海关的手里。而我和海关从来就没打过交道，尤其是广东那方面，我几乎不认识一个能说话管事的高层负责人。我想来想去，只能通过正常的外事渠道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于是我就给对外办主任挂了电话，说明了这个情况，要他以本省利益的名义去和深圳海关进行交涉。后来我又给本省经贸厅驻深圳办事处主任挂了电话，要他出面协助外办主任去给海关说情。而且告诉他，海关查处走私是可以的，但外汇贷款是我们发的，没收这批货物会使我们省的利益受到损害，就算是请深圳海关给我们省进行一次扶贫活动吧，让他们积积德，因为这样处理会让港商看我们省的笑话，影响我们省在今后与外商的合作事务。
可是深圳海关却根本就不理我们这个茬。我当时那个气哟，因为我已经跟肖红打了保票了，这事要是办不成，我在她面前哪还有面子可言，堂堂一个代省长连这等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事都办不成，别说肖红会看不起我，这就连我自己都觉得真他妈的无能。后来我又给本省的XX市海关关长打电话，让他亲自到北京海关总署去说情，送什么礼都可以，请他们能够照顾一下我们省的贫困落后而破例给我们放行这一次。为了达到目的，我还亲自上门去做本省老经贸厅原厅长的说服工作，让他飞往北京到国家经贸部去游说，甚至鼓励他去给有关人员送重礼。哎，我在当时可以说是动用了本代省长的一切行政手段，那几天我什么都没心思干，一脑门就光有这一件事，在未获得圆满解决之前，我什么都不想做。
结果你们早就知道了，深圳海关依然没有任何反响。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干了一件被上边拿到把柄的蠢事：我亲自给海关总署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以XX省代省长的名义，请求他们为了我们省的利益而放行这批走私货。
但是第二天我便被告之，这批货是扣定了，没有任何通融余地。我当时在听了这个回答以后简直就他妈的气疯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我这个代省长的权力原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它甚至是非常有限的，像海关那种特殊部门，恐怕他们只服从某个主管副总理的指示，其余的都是他妈的白搭。
如果我能在这一步上洗手不干的话，那也好说，但我在这一关健时刻，又做了一件把我送上法庭的最后也是最愚蠢的事。我想为了让海关能够在调查的时候相信这次走私并不是一次私人公司的行为，而是政府的行为，同时也想在外商那里挽回一点我们省的面子，我竟然给省计委和中国银行省城分行做出批示，要他们把80万美元划到港商刘某人的账户上。这笔钱，在令夭那些沿海省份恐怕算不上一个什么大数字，但在当时的我们省却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我们省的外汇储备原先就很可怜，而这些外汇，都是那些可怜的老百姓们用自己舍不得吃的密桔、板鸭、扒鸡和钨砂一点一点换回来的。这笔钱如果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换成300多万斤大米，可供三万人一年的口粮。
我在后来给肖红的信中曾写道，我在感情上已经把肖武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把你们家的事也看成是自己的事，这是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你，为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因为在我看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省长不省长的，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你和我的幸福去做的。正如我在对中纪委检查组的交待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我和肖红这份私情，我是不会做这种蠢事的。是爱情让我昏了头，是情欲让我丧失了理智，我把人民赋予我的权力变成了维护男女私欲的保护伞。
戴振长长叹息了一声，脸上刚才那种温情脉脉的神情被一种痛苦的表情所替代。这时我发现他刚才的那股神采飞扬的精神劲头也已经消失了，眼下却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