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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嗜好的抵制，这使他的颀长的身材挺拔和精力旺盛，没有一般男人在这个年龄上所特有的虚胖或萎靡不振的老态龙钟。如果我能想象一下他在被拘留以后由于心理承受的压力以及由睡眠不足造成的损害——事实上我的确能够从他的神情中看到一股明显的心理疲惫感和略带神经质的紧张情绪。鉴于纪教授对理解问题和表达内心世界的超凡能力，我们的谈话不但一下子就能够进人主题，而且彼此还相当默契。所以这场谈话的录音几乎就是我和教授谈话的原始过程，我只是按照我们的谈话顺序把它用电脑几乎原封不动地打了出来。在经过教授的同意后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对发生在纪教授那场轰动N市大学的迟到的“爱情”故事的兴趣。
我是1968年从上海下乡到H省务农的知识青年，那年我只有18岁。当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与当地的农民干一样的活。但由于是集体而享受不到农民那样的生活调剂，我是说没有女人为我们做可口的饭菜；虽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知青食堂，但这种集体生活的情景你是能想象出来的，几乎顿顿都是千篇一律的大锅菜。有时候我们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就跑到和自己要好的老乡家里去吃一顿人家特地为我们改善的好饭，比如红烧肉什么的。所以当时有许多知青因为忍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艰苦生活而又在看不到回城希望的绝望之中和当地的女青年结婚了。我也是这样，就在中国当时的那片乌云即将散去的1976年，我终于受不了那种生活而和当地一位比我大了两岁、名叫阿香的渔民的女儿结婚了。第二年我们就有了一个儿子，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今天恐怕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说到这里，纪教授一脸苦涩地笑笑，他把双肘放在桌上，双手绞在一起，那神态在我看来就像是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因为我曾看到过他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就是这种姿势和神态，那是他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交流时所拍摄的。mpanel（1）；
第二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当年，我在妻子的鼓励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复习，毅然投考并以非常好的成绩被N大学物理学专业录取。我在这所学校一鼓作气苦读了七年，1985年6月，我获硕士学位并分到了S市一所著名的大学任教，一年多后，因为工作出色而当上了副教授，成为拔尖的青年人才。两年以后，我又作为教育部保送人才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了三年，取得了物理学博士的学位。我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就被提升为教授并主持物理研究室工作，上上下下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我。组织上用了最快的速度把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迁进S市，并安排阿香在学校后勤处当了食堂管理员，还给我们解决了三大间一套的房子——因为我是S市大学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我所享受的也是最高的。我们一家人在分离了十几年以后终于团聚了，从此我们便开始过着平静充实的生活。
在这个期间，我安心干学问，发表了数十篇专业论文，有一半以上被国外几家著名的学术杂志所转载，这为我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来自各个国家名牌大学请我去参加学术研究的邀请函也接连不断，使我在这所著名的大学中成为专业上的绝对佼佼者。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纪某人为科学研究耗尽了心血，当然我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惊人的：我主持的三项实用物理学技术获得了国家和部级奖励，并为国内核电民用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先后被评为优秀中青年专家，成为第一批领取国家特殊津贴的学者。这么说吧，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毕生奋斗期望的一切，我在45岁时就全部得到了。
纪教授停顿了一下，他垂着眼皮，用右手的食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他的双眉微微蹙了起来，神情变得有点严峻，不过这倒使他的内在气质显现出一种别致的风采。看着这张不同凡响的脸和这颗开满了智慧之花的脑袋，我甚至在想，这是一个充满了中年男人魁力的脸，一个女人既便仅仅是和他无言地坐上一会儿，恐怕也会被他身上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所深刻地吸引，并身不由己地爱上了他——这只是我个人的独家感觉。
一个外人在看到我的处境以后，一定会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如果单从我事业和物质生活的角度上讲，我的确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老家伙了（说到这儿他有点苦涩地笑笑），但只有我知道我仍然有着外人所不易察觉的苦恼，那就是我的婚姻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当然，你没有看到我的妻子，很难能想象出我们在一起那日益明显的差距——我说的是气质和精神上的差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阿香越来越成为一个人老色衰的管家婆，无论她穿什么样的流行款式，她身上那种无法改变的质朴气质和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农转非”式的老女人。而且实话对你讲，我们之间已经有好多年不过性生活了，原因当然在我身上，不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了，而是她早就过了绝经期。何况她是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体育煅练的人，所以她身上的皮肉早就松驰了。说句难听的，我一看到她身上那些老皮松内就没了胃口。而我的情况你现在也看到了，我从年轻时就坚持运动，即使在下乡的时候我也保持着打篮球什么的，因为我早就知道体力劳动和运动不是一回事。特别是我在美国的那几年中，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和美国的同事们去健身房练器械和健身操，这种良好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并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多喝酒，只是在晚饭时喝一杯干红葡萄酒。我的睡眠也比较充足，最重要的是我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喜欢在夜间工作，我总是在10点左右上床，然后早早起来开始工作，而晚上基本上则是我用于运动和放松的时候。你想一下，就是这样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自觉精神用于指导生存方式的男人，如何不会有一个超越同龄人的健康身体呢？如何不会有正常的性欲要求呢？但妻子的这种现实情况却等于是剥夺了我行使性生活的权利。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是有妻子的男人，但实际上我却丧失了正常的性生活，甚至是被强行剥夺了这一做人的正常生理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发现这位教授有着极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在我听来还有点诗化的押韵感，这除了得益于他敏捷的思维以外，我还从中窥见到他恐怕还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最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的语调中有一股浑厚的磁力，就像人们在听一曲大提琴独奏时的感觉。
我想起一句诗，抵抗诱惑的最好的办法是向诱惑投降。但是我却不行，性欲对我这个健康的男人的确是一种想象中的诱惑，但我只能抵制这种诱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去通过嫖娼或男女淫乱来满足生理要求。先别说我既没有行政官员那种权色交易的权力，也没有暴发户一掷千金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所长期养成的自律精神与强烈的羞耻感，注定了我不会去扮演那种角色。这样一来，我恐怕就只能牺牲自己做为正常人的生理要求而做一个清心寡欲的红尘清教徒吧。所以我经常在私下里对几位至交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俗话说了千百年，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举成名天下知，人生三大幸事，可它偏偏对我难以齐全。朋友们也跟着我感叹一番，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令我经常感到尴尬的事实：每当晚上到校园跑步或散步时，我就会看到好多对文雅的教授和他的学者气质的妻子手挽手出来散步的优美镜头，每当此时我就会感到心理失衡，我常想，同样是教授，为什么我就没有“红袖添香夜伴谈”的伴侣呢？为了避免这种内心的痛苦，我不但拒绝和妻子一块出门或是上街购物，甚至还改变了多少年养成的晚上散步的习惯，而是直接跑到健身房，通过拼命消耗体力来使自己忘却生理上的欲念。
但即使这样又如何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我听到身边的妻子在微微地打着鼾进入甜蜜的梦乡的时候，我在夜色中望着她那张衰老的脸，就会想起校园中那些优雅夫妻们在一起散步的情景，想起我曾在各种场合见到的一些气质不凡的中青年知识女性。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在心里感受到一种说不上来的痛苦，为什么有许多在条件上远不如我的人都能赢得一个美丽少妇的芳心。而我这样一个气质不凡、知名度极高的学者却只拥有这么一个黄脸婆，而且还是个“农转非”型的老太婆——我平时在晚上睡觉时甚至很怕看见妻子脱衣服的情景，虽然她总是穿着一件汗衫和半长的短裤睡觉，但我仍然能从她裸出来的肉体和贴身汗衫的后面，看到她衰老的皮肉。那种在一生中都不曾做过运动的女人、那种在生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对身体采取自然放任主义的观念、那种在我看来纯粹属于自暴自弃的生理变化，它在我的视觉中所形成的刺激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也许我是一个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关系吧，你不知道，我在年轻时、特别是在那几年的下乡生活中，曾在业余时间读过大量的文学名著，它对培养我的审美境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今天看来，这种唯美主义审美观的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我的一生只和这个女人联系在一起，有时候在参加国内外学术界应酬时，有些、特别有许多西方学者都带着夫人一块来了，而他们在发给我的邀请函中，一般也注明可携同夫人一块前往，并让通过传真把夫人的名字、照片等发过去，以方便他们联系大使馆给办理护照。但这样的机会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