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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研制出了填充剂——你还记得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塑料与橡胶原料基本上都依赖于进口，但经过那些官倒的层层加价以后，不到两千元进口的聚氯乙稀，到了生产厂家那里则高达五六千块。我发明的填充剂就是部分地用于取代原材料，其目的是帮助厂家降低产品成本。比如说，一吨进。塑料原料的价格为六千元，而我的填充剂却每吨只有不到两千元，如果我按30％的比例在塑料原料中加进去我的填充剂的话，那么对一个每年需要消耗几千吨以至上万吨的中大型企业来说，一年下来就会节省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资金。这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目，如果说国营大企业还不太在乎这笔成本的话，那么它对一些下边的乡镇企业来说，它就很有吸引力了。
我在这个期间成功地把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一家乡镇企业，我一次性地拿到了两万块技术转让费，这笔钱在80年代的中国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我又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八年。但这一次我也只在里面呆了四年，因为我无偿帮助监狱当局上马了一条填充剂生产线，而且帮助他们跑推销，让他们当年就赚了好几万块，这就使我成了一个戴罪立功的人，我的刑期被一减再减。不过即使这样，我仍然在这种地方前后呆了八年，你知道这对一个正在进入中年的男人来说，它八年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它对我在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实际上当年你已经看到它使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次出来以后，就决心自己开公司了。但由于我在T市有点声名狼藉，所以我在T市所开公司的法人是以我父亲的名义。我对外合作的方式是这样的，一般都是由对方出资金、场地、劳动力并组织加工生产，而我出配方、负责销售、组织原材料和设备等，你还记得我当时曾用了一句什么话来形容我这一经营模式吗？
当然记得。我说，用您的那句名言就是，我能从一条牛身上扒下五六道皮。您每吨按400元的加工费付给对方，而您对外每吨却卖到了近两千元；您的技术转让费能为您带来五万元左右的净收人；您在表面上说原材料是一种特定的矿石，您说这种矿石每吨的购买价为几百元，实际却只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石头，这种石头在中国到处都有，您用十块钱就能从农民那里买到一大车，而您却从原材料购买过程中又节省了一大笔钱；您那些设备都只是一种最普通的搅拌机，而巨大都是二手货，您却神秘地告诉人家这些设备都是进口的，是特意定做的，所以您又从中赚了一笔设备购买费……这就是您所说的一条牛能扒下几道皮的经营秘诀。它使您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暴发了起来。您在南方几个经济发达的省城中都设立了分公司，您把T市的大本营作为送给您父母和弟弟以及情人的产业，而您却享受着T市以外的全部利润。
是的，我就通过这种多层扒皮法为我迅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在我最为鼎盛的那一年，除去上交的利税以外，我还净赚了160多万——老天，当时的160多万可不是个小数呀，而且这种钱来得太容易了。我的工作就是往返于南方各个分公司去视察工作，并从他们那里支取属于我的那份技术转让费和剩余利润。这样说来，我每年可以支配的资金在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百多万，最少的时候也达到了七八十万。你要知道，那时候的钱还是挺值钱的，一个三星级饭店的普通房间每天的费用才不到二百元，和今天的差距那是很大的。记得我在和老婆离婚的时候，我一次性付给她五万元的感情损失费，这在当时的T市就创造了一个纪录。后来我父亲接受了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后来这个记者以杨百万的大幅标题把我称之为T市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这是我老爷子所犯的一个不可让我原谅的致命错误，这使我的名字一下子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它引起了黑道人物对我的算计。事实上，我真的被他们勒索过一次，这就是促使我一年到头很少在T市露面的原因。我基本上都在南方活动，当时我带你到南方几个分公司去考察也使你了解了我这个特点。
我说，您的基本情况大约就是这些，我想我和读者都已经了解了您的赚钱渠道，眼下我想提问的就是您的生活方式和在那方面的情况。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能够让人振奋的话题，除了我随您到南方的那一个月中所看到和知道的情况以外，您能否再详细地给我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情况实际上你在大体上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因为你曾看到过我在上海带妓女的现象。而且我和上海那个莫丽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我只想告诉你，监狱的八年生活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补偿欲，因为这八年完全中断了一个青壮年的正常性生活的最好时光。虽然我自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在性欲方面有着极高要求的男人，但我却喜欢有女人呆在我的身边。而且这八年中断的生命空白让我产生了想拼命赚钱然后投资于性消费的愿望，因为我并不想通过一个正常的婚姻来满足我的性欲要求，那太没意思了，而且也太受限制了。事实上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你肯定会发现一个带有普通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有许多有钱的中年男人一旦在离婚以后，他们往往不会再轻易地马上结婚，他们要用钱为自己买到一份多元化的性消费，而不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情感。当然，我说的只是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在中年采取单身生活的男人都属于这种人。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只是打着八年坐牢的经历来为自己道德败坏的生活作风进行辩解。我承认我是有这方面的虚伪性，我总是告诉那些妓女们，我被一种意外的力量突然中止了八年的正常性生活，而这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和权利。虽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有上千万的贫困农民或条件很差的城市男人享受不到这一权利。但是一旦我有了足够的金钱以后，我便开始用这条理由为自己开脱性淫乱的行为了。其实你知道，我可以凭借我当时的财力为自己找一个漂亮而有学问的女人，而在那些年里，由于我在事业上的瞬间辉煌，也的确有许多正派的姑娘喜欢上了我，甚至包括一个漂亮的女警察。但我却拒绝了婚姻，因为我不想急于受到婚姻的约束，我想再好好玩上几年以后，当我在步入50岁左右的时候，我再找一个美满的归宿。
你可能也发现了我很少去找一个女人作我的情妇，虽然我在T市有刘丹、在上海有莫丽这两个情人，而且我一直在用大量的钱用于维持她们的高消费，但我却一直不想和她们结为夫妻。女人做你的情人是一回事，一旦做了法律上的老婆那是另一回事。前者不会干预你在外边的一切性行为，而后者则有权利介入你的私生活并会以合法的身份剥夺你一大块财产。这个账我真的是早就算明白了，所以我宁肯去花一笔钱供养一两个情人和在外边走马灯般地更换临时慰安女，我也决不用婚姻来约束我的自由。因为一个破产的婚姻就会让我损失一大笔钱，而且还要承担着道德上的谴责和赡养子女的责任，这些麻烦可大了，所以我算明白了这两笔账的差距，我不会让自己找罪受。
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致命弱点，我喜欢经常性地更换身边的女人，因为我在骨子里始终把女人当成一件衣服，一旦穿腻了就马上换掉它。而这种“衣服”并不需要腾出时间去培养什么感情，男女在那种事情上本来就是一种动物式的行为，和老婆做爱或是和一个妓女做爱有什么两样呢？谁能向我们说明女人作为鲜花和玩具之间的功能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反正她们的身体总是要让男人来受用的，和一个英俊男人或一个丑陋男人的做爱过程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男人只要有钱就行了，而女人则是一个用钱随时可以买到的特殊商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对不起，我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你也是一个女人。
我说您不必在乎我的性别，如果您能说出您在这方面的真实感受，您说什么都无所谓，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要认识人性中最最隐蔽的东西。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
杨千一一边沉思着叙述一边端着杯子不断地喝酒。他的脸有点发红了，这倒为他的那干枯的躯体透射出一丝生命的回光。
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人平时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你在随我到南方的一个多月中也看到了，如果没有对外应酬和为了照顾那些妓女的胃口，我一般是从不自己点菜喝酒的，一盘几块钱的炒粉对我就足够了，你跟着我吃过不少回这样的粗菜淡饭。但是那些妓女却不同，你还记得我从上海带去的那个小李吧，她到了厦门和广州以后，每顿点着名要活醉虾和别的海鲜，因为她们知道保养好皮肤和避免发胖是她们的资本。至于我的穿着你也看到了，说来也可笑，我实际上连一套真正的名牌西装都没有，我穿的那些衣服都是在厦门买的水货，在当时也就是几百元一套的东西，比一般老百姓是好得多，但比真正的暴发户就差远了。你注意到我那块半旧的欧米茄手表没有？那还是我在打麻将的时候赢的。你再看我当时那个皮箱，都旧成什么样子了，光因为忘记了号码而被迫找人打开就有三次，后来还是莫丽和我到深圳的时候，又给我买了一个新式的旅行箱。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恐怕就是手上那枚镶了六粒钻石的戒指了，那也不过才值六千多块。我对你说这些东西是想告诉你，我当时虽然每年有上百万元的消费资金，但我自己在行头上的确是个穷光蛋，最多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水平。但即使这样我也没存下一个小钱，你说我的钱都花哪去了？都花到那些妓女身上了。
我记得我和杨千一到无锡的时候，分公司的人投其所好地为他找过一个少妇，我曾私下里和她谈过两次话。她的名字我忘记了，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