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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扑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像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与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像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闷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