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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人与他相处得倒也不坏。杨对陆的冷嘲热讽显然出于一个前辈文人对后来附庸风雅者的蔑视。和丁交恶却为争购太仓郁氏宜稼堂的藏书，有关这一事件的详情后面很快还会提到。
现在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皕宋楼和它那些著名的旧钞精刻了。陆打算以资深藏书家的面目出现——作为政治面目的某种补充——究竟始于何时？这在众多论者的笔下均有不同的表述。一个基本能大致持同的时间断代是丁忧居家以后。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广东罢官归来的行囊就已载有古籍百箱。居京的内阁学士陈廷经在一封信中，也曾提到陆于同治五年向他打听已故名士叶名沣遗书一事。《潜园遗事》第四章在介绍收藏部份时更是不无夸张地称陆“及至到广东，直隶再至广东为官时，所得俸金，大量购书”。考虑到此项爱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非一般寻常殷实人家所玩得起的，因此，将初始时间断为高廉兵备道任上，应该较为恰当。这里既有万青藜毛鸿宾急告他注意形象的切嘱，又有南韶连半年的腰囊打下的基础。不过那时他这么做尚纯粹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因此虽有“不惜典当衣服”这样令人钦佩的热情与勇气，无奈“缺乏经验，常购膺品”。
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陆正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收藏一道牛刀小试的黄金时期。连年的战乱与兵火使江南故家旧籍大量流出，这给其时正虎视耽耽的陆提供了一个能以极廉价格悉数吃进的良机。后来成为皕宋精藏主体的平阳汪氏芝芸书会、归安严元照芳椒堂、太仓郁氏宜稼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的那些秘本，大多系那段时间先后落入他手中的。按照岛田翰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里的形容，当时的情景简直就象今天超市破产或县城广场上开积压商品交易会那样不顾血本地贱卖。“大江南北，数百年沈霾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而心源时兵备南韶，次权总闽艖，饶于财。于是网罗坠简，搜抉缇帙，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其中陆对丁日昌的不满与攻讦缘于丁先他购到了宜稼堂的精华部分。一九三五年上海《正风》杂志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在对事件经过进行详尽考证后，断定此事其错在陆。“相传有豪夺之事，盖陆存斋诬之。存斋欲据郁氏宜稼堂书，及至闽（“闽”似有误，应为粤）归，其精椠已为中丞（丁）所得，大嗛之，因造无据之言”。此事后来经过蒋香生、俞曲园的居中调停后，以陆不得已向丁认错而告结束。但从事后陆见丁仕途上青云直上，打算尽弃前嫌，主动致信丁以学术问题请教，而丁的态度始终不卑不亢这些事实来看，其内心对陆显然已怀有相当深的成见。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年当陆因福建盐法道任上贪赃事发被革职查问时，作为顶头上司的福建巡抚偏偏正好就是他的旧日冤家对头丁日昌。
收藏古籍当然只是同治年间陆罢官后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此后几年我们将发现他的兴趣范围已逐渐扩大到交游与著述，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他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也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由于那时阮元在杭州创办的诂经精舍已有相当规模，一大帮江浙名公硕儒如孙琴西、俞荫甫、朱苕生等轮替主持讲学，陆时不时地也兴冲冲前去躬逢其盛，并由此结识了浙江政坛的那些衮衮诸公。为人诟病的有关他试图插手地方政府人事的说法大概也就起于这段时间。虽不至于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说的“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也”那么严重，但由他后人撰写的《潜园遗事》一书倒也坦然承认他在与浙江按察使杨昌濬（后因杨乃武一案革职）交上朋友以后，时有“向杨公提出湖郡中某些官员有失检点之事，供杨公了解后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当然，对于一名因故开缺又系丁忧在籍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格体统。不过他参与倡议发起的《同治湖州府志》的重修倒是一件于地方功莫大焉的善事，虽然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比如事实上他只承担了这部近百卷的煌煌大著个别栏目的撰稿，在出版后的扉页上却作为三名总编纂之一得以青史留名。顺便说一句，就在他四年家居风雅生活的后期，家中当铺的数量又从三间发展到了六间。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3）
五
同治十一年春天陆精神抖擞站在豪华的万年清轮的船舷顾盼自雄，跟随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前去福建上任，这个镜头一时间令所有认识他的新老朋友都惊呼大跌眼镜。因为此前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政界黑暗的厌恶，有志在家誓墓，不复出山。同时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学术界与收藏界，考证版本，研习经史，确实也给人留下了从此勘破仕途，打算以金石图书终老其身的深刻印象。然而清律严格规定的三年丁忧守孝期刚满不久，昔日皕宋楼前的梅花三尺竟一下子化作道台衙门的红尘十丈，在张志和《玄真子》封皮底下一不小心读到的，也已经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了，这也不去管他。让很多人感到遗憾与婉惜的是陆好不容易刚建立起来的名声——在他渴望进入的艺术领域。因为仅两年后当他再度因贪赃被劾革职归来，这一切也许又将要从头做起。
李鹤年对陆的信赖与重用可谓无以复加，事实上他们早在同治二年直隶围剿赖文光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就因工作相识，并有过彼此满意的合作。据《潜园遗事》作者徐桢基先生介绍，李“欣赏心源公才华”，“了解心源公的工作能力”。从李一开始就将洋务，厘金，通商总局等令人眼红的肥缺一古脑儿相授，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确实有根有据。等到一年后从三品衔的福建盐法道卢士杰因故开缺，总督衙门突然挂牌破格委正四品的陆署任，更是以其大胆的风格、丰富的内涵从而成为当地权力圈子里的特大新闻。多年以前读张友鹤先生所著的《清代的官制》，对其中一段话印象很深。张先生在分析有清一代大小官职的含金量时，曾得出“如管理盐务的盐运使，管理关税的海关道，都是利益所在，收入甚多，为大家公认的肥缺”这样的结论。而陆的幸运在于一生中所短暂署任的三次正式实缺，上述两职竟然为他兼而拥之。这固然得力于他的才智和精明干练的工作魄力，另外与朝中权要良好的个人关系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陆心源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在当时国家的盐业税收上做手脚的人，但他确实是这方面胃口最大，胆量也令同行自叹望尘莫及的人。清代的盐务一向采取国家酌量给予补贴的政策，那是因为考虑到盐商运销过程中因地区气候、路途远近所可能产生的损耗。作为立法者的本意来说，这完全应该是一项体恤民情的恩典或仁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为主管官员假公肥私、中饱腰囊的极好机会。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各引区的通行比例（清代盐务以引为单位，大引两千数百斤，小引三百斤），即以加耗较大的长芦盐包每小引十三斤十一两，另加包皮耗盐十斤为准，大约其总数也不过百分之七左右。而陆之所以一上任就敢将这一数字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自然因为背后有总督李鹤年的撑腰——甚至是主使也说不定。（按清官制一省盐务本属巡抚衙门管辖，道光十二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由魏源代为筹谋主持，全力整肃盐政积弊，卓有成效，此后援例权归总督）问题是想不到原盐法道卢某却是个碌碌无为、胆小怕事的家伙，当他于几个月后回任看见事情已弄成这样，唯恐自己被牵扯在内，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向有关部门举报。相比几年前在广东的公私兼顾，陆这次的祸闯得可真是大了。再度就地免职不说，朝廷还特谕福建将军（官职大总督一级，相当于现在的福州军区司令）文煜奉旨严加查办。现今完好保存在清廷档案《清实录》里的一份原始文件——一道圣旨——详尽记录了当时的案情以及事后对一干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其中“前署福建盐法道陆心源于西路官商各帮领运票盐，辄详请加给耗票两成，经李鹤年批准”是涉案经过，“已短完课厘银两万六千余两之多”系办案人员认定的犯罪金额，而“陆心源擅改章程，具详请批。李鹤年率行批准。盐法道卢士杰于回任后不能即时查出，虽据自行检举，详明停止，究属疏忽”显然是对一干案犯各自应承担责任的追究，颇有点象现在检察院公诉人慷慨激昂的起诉，最后照例是皇帝亲旨定夺——也即法院的终审判决：“陆心源擅改票盐章程，徇私专擅，著照部议，即行革职。闽浙总督李鹤年率行批准，著降两级留任。卢士杰于回任后，始行查报，著罚俸两年。李鹤年卢士杰所得处分均准其抵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详述同治末年福建票盐案的整个经过，并非有意要对我的乡前辈有什么不敬，而纯粹出于对试图寻觅事件真相的浓厚兴趣。因为在不同版本的郡志以及陆同时代人的笔下，此案给我的印象一如玩具百变金刚那样的神奇的魔幻体，可以因不同叙述者的语言操弄从而变幻出各种耐人寻味的形象与性质。比如同为同光两朝儒林泰斗，李越缦眼中的陆“入资为广东督粮（应为兵备）道，贪秽著闻，被劾开缺。闽督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盐道，遂专闽事，招摇纳贿……复被劾开缺”。而到了俞曲园笔下竟又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有谗君于当路者，仍命遵前旨（开缺）……然恶者犹未已，屡兴大狱以陷君，己而竟以盐务加耗奏落君职”。至于陆氏后人对此事的正面处理那就更不用说了，又是“心源公大受冤屈”，又是“殊觉为官之难，决定退隐，以吴太夫人年高需归里养母为由，上疏准辞闽职”。革职查问的贪官一下子成了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高士不说，连已经朝廷定罪的擅抬耗额，中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