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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封喉，看来确实戳到了痛处。以至在当时的记载中，甚至还出现过“三桂持重币求去此诗，先生弗许”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由于吴写作此诗的日期据年谱考证已是当年年底，因此收买一事的发生时间起码也该是在清兵过江，顺治建元的乙酉年的春初——也即过上所谓隐居生活以后。考虑到吴生平于钱财上一向不甚留意，这个传闻总的说来应该还有几分可信。
遗民生涯（1645—1653）
从几年前狂热的政治激进分子到现在不食周粟式的前朝遗老，这是吴一生现实形象上迈出的最大一步。梅村月下的疏影暗香与帝阙的玉树琼花固然风味各擅，但对一个壮心未死，同时又必须不假辞色，以勘破红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多年他的思想从表面看似乎一直徘徊在成仁就义与贪生怕死，风流放诞与道貌岸然，青鞋白袷与紫蟒金袍，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惴惴莫保”，“尺寸不敢有所逾越”，也即进入了被我戏称为股票箱体运行的那个微妙的阶段。但如果谁据此不加详察，认为他真的打算终老林下，那肯定将被证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象真正的牛股在放量拉升以前总是要经过漫长的、反复而耐心的筑底，吴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当然也只是为了积蓄能量，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对风月与伎乐的兴趣也开始成为生活的重心——以一种抓紧时间补课的自觉行为和积极态度。还是在年轻时代初到南京任职时，他就和一批此道高手如尤悔庵、候方域、龚芝麓，还有稍后的余怀、吴绮等惺惺相惜，并在秦淮的洞房湘帘绣幕间牛刀小试。隐居后的近十年中，在山水林石与声色犬马之间，他的兴趣更是明显倾向于后者，以至很多认识他的人为他们昔日的道德楷模转瞬沦为风流班首这一点感到很难理解。仅以顺治七年庚寅为例，这一年中他既和一个松江艺妓楚云打得火热，又将苏州的著名女演员冯静容蓄于内庭，同时还试图与昔日情人卞玉京重续旧欢。当然，对自己这种不拘形骸的风流放诞，体面、合理的借口也许并不缺乏。一个仕途失意者似乎就有资格借醇酒美人消愁解闷，说起来这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和惯用套路。而作为他们中间杰出代表如吴梅村先生者，又怎么可能是个例外？
但是，在山野草民或落魄浪子的面具后面，通往京师的政治捷径依然在加紧构筑之中。一方面是大量才情出众的咏史诗与隐逸形象建立的舆情基础，一方面有旧友兼新朝权臣的钱谦益、龚鼎孳等的举荐吹嘘。其中与当朝大学士陈之遴结成儿女亲家一事，更是作为一着举重若轻的妙棋令吴苦苦支撑的中年残局全盘皆活。当然，在著书立学、征色听歌之余，一些看来真正与隐士生活有关的情节偶尔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比如林间散步，松下听泉，与邻居兼好友王周臣赏菊踏月，或者约同朋好数辈听柳麻子话前朝旧事，看张南垣叠山水景观什么的。就像他崇祯九年突然重拳出击前那段隐于婚姻的暧昧生活一样，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朝政与时局应该仍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南垣传》里的“余曰：柳宗元为《梓人传》，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偶成十二首》中“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画虎雕龙染翰，高山流水弹琴”的自矜，以及《戏咏不倒翁》中间两联“何妨失足贪游戏，不耐安眠欠老成。尽受推排偏倔强，敢烦扶策自支撑”的借题发挥，这些作品中的牢骚与自重身份应该不难看出，而写作它们的人却自称是一位“绝意仕进”“藏名变迹”的高士，这一点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复社大会
虎丘位于苏州西南近郊，远古时期这里曾是惊涛拍击中的一座小岛。两千五百年前一位悲剧人物伍子胥在山下的王宫内指使刺客专诸暗杀了吴王僚，同样的传奇故事也许还要加上继位者阖闾死时作为殉葬品埋于地底的那三千柄锋利的宝剑，这使它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一层与周围的温山软水极不相谐的悲壮色彩。明末的著名党社复社选择这里开始它最初的政治历程，想必不会出于偶然。尽管崇祯十四年领袖张溥的逝世以及稍后明室覆亡，异族入主等变局，令它的影响一度降至冰点。但经过顺治七年有吴梅村、徐乾学等在嘉兴参与发起的十郡大社，鸳湖会盟，一时间又隐隐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一次不合时宜、突如其来的高潮出现在三年后的一六五三年。在这一年的上已春日，数千名复社党徒借踏青为名突然在虎丘聚集，召开该党历史上规模最盛的全体党员大会。“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在满清政府已对民间结社集会关注，并加以密切防备的局势下，任何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到这样授人于柄的招摇无论时间上和组织上都很不策略。这一点也曾令后来不少研究者深感困惑和不解。但如果我们试着将整个事件视作一个谜面，而谜底是数月后吴梅村的入仕新朝，相信一切疑问都会变得迎刃而解。
事情看来也真是这样：复社在虎丘炫耀势力之日，正是吴梅村决定出山之时。云岩塔下的千人石尽管只是印证佛家无边法力的一个原始场所，但在现实中却被精心设置为通往权力巅峰的重要台阶。尤其是大会上如愿以偿选出了“奉吴梅村太史为宗主”的新的领导班子，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原先计划中的意图与效果。从现在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吴终于打算与新政府合作的决定甚至早在此前一年就已经作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与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官擢内阁大学士，正式进入了朝廷的决策核心有关。当时隐居河南、曾与他相约有“决不仕清”之盟的好友候方域闻讯后曾立即来信力阻，一位尊敬的长者——吴中高僧愿云大师在和他《西田赏菊》一诗中也有意以“独擅秋容晚节全”七字作结，含相劝之意于言外。但为等待这个时机已准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的吴丝毫不为所动。相反，他不仅借寓嘉兴万寿寺写作《绥寇纪略》一书作为进身之阶，还指定他的弟子王淑士、周子淑担任联络招集工作，亲自策划并主持了此次大会，其真正目的显然想以文坛盟主与在野党领袖的双重身份作为筹码，向他未来新的政治主人索取更大的回报或赏赐。相比于与他一同名列清初文坛江左三大家的另外两位钱与龚的立即效忠新朝，吴忸怩作态的十年退隐说穿了不过胃口更大——一种欲擒故纵式的待价而沽——犹如宋诗“永巷深日闭娉娉，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里描述的那种曲折艰深的意境。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卖与不卖，而是怎样尽可能卖出个好价钱。也许，以一代诗史、前朝显宦、二十余岁时就已开始名扬天下的吴一贯的矜持与自负，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有苦衷。
在苏州虎丘的热闹场面一个月后又出现在嘉兴，同样的轰动，同样的慷慨激昂和诗酒风流。在后来读者的想象中，这些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人，通常被描绘为面容朴素，精神高远，犹如金庸笔下的天地会会众或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革命志士，这显然应该是个很大的误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过是些标榜声气、寻事滋非的家伙，“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事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朱一是《可为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读书应试大多名落孙山，崇尚政治除了狭隘的党争之外也没有更深层次上的理解。尤为让人难堪的是他们对权欲与女人始终怀有的空前高涨的热情。干革命时“中列倡优，明烛若繁星”那还是小事，一度甚至还有反清复明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秦淮某著名花魁妓楼内的浪漫传闻。说到他们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那也基本上和他们的领袖吴梅村一样，在野则逆，在朝则顺，所谓民族、节气这样的大事仅以一已私利胡乱论定。因此，在几年后清廷兴起的“通海案”“奏销案”中，该社的政治基础迅速瓦解，消声匿迹，这一点应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当时的大众舆论对这些家伙也不看好，以至在一则记载中——作者于复社集会之日正好路过虎丘——曾出现了如下辛辣无情的调侃与讥刺：“太仓吴梅村祭酒伟业以明臣降本朝，当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5）
贰臣
封侯拜相这一生平宏愿在异族统治下的新政府内即将成为现实，我们已经知道其间花费了吴梅村将近十年时间。这只前述箱体运行的股票在看准时机并有实力庄家——朝中重臣陈之遴——承诺托盘后，现在终于在万众瞩目中突破长期盘整的平台放量拉升。但紧接着发生的一切不仅大大出人意料，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显得相当滑稽可笑。就象一个满心打算坐飞机头等舱的乘客，最终到手的却是一张长途大巴的普通车票。在北京，吴以不惜牺牲士望与清舆的代价换来的报酬，竟然只是几乎带有羞辱性质的从四品的秘书院侍讲一职，这个职位甚至比他在南明政府里的詹事府少詹事还小了半级。而且所担任的具体工作，也“仅委以编书，所谓‘虚相位以待者’竟无其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多年的惨淡经营一朝顿成泡影，顾盼自雄的商鼎周彝只卖了瓦釜的贱价，这对一向善于以谨小慎微的表象掩饰其老谋深算，不轻易出手的吴来说，该是如何残酷和毁灭性的打击。“误尽平生是一官”！“忍死偷生廿载余，如今罪孽怎消除”？“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