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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明氏终身的事业是在中国，也是对于中国极表同情的人。他的幽默的甚至刻薄的或言过其实的笔调，的确使我们感觉不快或不满；有时遇到修养稍差一点的人可以到怒发冲冠的程度。但我们读了他的描写以后，能使我们对于他所指出的特性留着很深的印象，也未尝不是受着他这种文体之赐。“良药苦口”，终究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最好是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得到他正面的益处。再者，一个民族的特性是要从大多数民众日常生活看出来，而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农民。明氏的书是根据农村社会生活写的，是他多年与农民接触所得的印象，所以都是第一手的材料。他的印象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但明氏确是一个胸襟阔大、动机纯正的人；是一个悲天悯人、救世为怀的人；也是一个对于中国有热烈感情的人。
他一方面欣赏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认真地评判，且不客气地、忠实地把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想到的和盘托出。他不单是用目看，也是以心感的。他同情人类，敬重中国，同时他重事实，他爱真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他是一个西洋人。西洋人是讲效率的，是注重时间的。是活动的，是具冒险性的，是尊重妇女的，对于衣食住是好清洁的。中西文化的背景既有很大的差别，明氏当然不知不觉地免不掉戴了一副有色的眼镜。他归纳的种种结论或有可非议之处，其中有的尚需要精密的研究；但他所引用的许多例子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明氏不但说一口好中国话，尤其是山东的土话，并且也很通中国的文字，曾读过不少的中国历史与经书。所以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实地观察，我们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决非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者所能比拟。他无论是说英文或中文，总是出口成章，又因幽默成性，的确有时他说的话往往使人不得要领，莫名其妙。例如一次他说：“‘国以民为本，民无信不立’，所以中国应当多立邮政局！”不知究竟他是把原文弄错，还是在说笑话。因此，我们读他的书，要在字里行间求得他真意之所在，不要犯了以辞害义的毛病。
明氏在他的序文里咱己也承认一个西洋人要知道中国的全相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二十多年的经验大半限于鲁冀两省，特别是鲁省。这只是一个观察者的印象。他也提到自从他在《字林西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以后，对于许多人的讨论与批评，他也曾加以考虑而有不少的修正。
对于光旦先生所选择的十五种特性，我也在这里按照次序一一说几句。先从关于描写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五种品性说起。
（一）关于“活易死难”方面，明氏所提中国人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的一点，的确是极显著的品性。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复原力极大一点，明氏只凭一般的观察是不够证明的。这非根据科学的调查而有统计的证明不可。例如欧战时各国伤兵的复原力是否不及中国人是不易断定的。关于中国人的不讲卫生是对的，而说中国人的寿命高，老人多，是错误的。这不能凭一般的观察而速下断语。根据现在已有的实地调查，无论是平均的寿命或老人数所占全人口数的百分比，中国都赶不上西洋讲卫生的国家。
（二）关于“没有神经”方面，中国人的镇静、不忙、睡觉的本领、忍痛的本领、不好运动及在扰乱的环境里能泰然安处，与西洋人的神经过敏、讲效率、好运动等，两相比较，的确是我们的一些特性。从某种见地看，这正是中国民族的长处。中国人到处可以睡，远胜过西洋人必得有舒服的床才可以睡。因此明氏叹息着说：“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三）“耐性太好”，无疑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中国人比起西洋人来，其耐性是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忍为高》这一册在乡间流行的唱本，已经变成家传户诵的“圣经”，不但是常挂在口头上，而其感应已渗入于农民的骨髓里。这从一方面看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大优点，而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我们的一大弱点。“不抵抗”的表现，就是受了这耐性太好的毒。我们已经能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我们认为我们民族的耐性太过火了。
（四）关于“不求准确”方面，明氏所提中国度量衡以及各种单位的漫无标准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模模糊糊的习惯。不能不使受过科学训练的西洋人惊异。凡在乡间作过调查的，无不立刻感觉这一种显著的品性。无怪明氏为我们做化学试验担心。这也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缺点。
（五）关于“寸阴是金”，明氏的原题是“不重视光阴”。他指出中国人不宝贵时间，不守时间，耽误时间，称我们是洪水前期的人，有的是时间来耗废。中国人时间的不经济与西洋人看“时间是金钱”来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对于经济的三种品性。
（一）关于“勤劳”方面，明氏把中国人的夜以继日、孜孜（石乞）（石乞）的精神，永远不慌不忙的工作态度，描写得淋漓尽致。中国一般人的没有办公时间，没有休息的星期日，没有种种的假期，都是西洋人受不了的。所以明氏在称颂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之余，而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也相信中国民族真会有富强之一日，要是他们于勤劳的一种美德之外，再很稳当地配上许多其他美德。这日子反正是不远的。可惜中国人只是口口声声地讲要诚实，要廉洁，要恳挚——而实际上总是只说不做。我敢断言这些美德都能从理论变为事实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可以十足收取勤劳的效果的一天。”这段话是足使我们发人深省的。
（二）关于“撙节”方面，中国农民能俭的本领可谓到家而彻底。凡在农村作过生活程度调查的人，无不理会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程度已经低得难以再低、中国农民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节省与西洋人的讲究舒服比较，的确差别极大。但有些地方西洋人的过于讲究清洁和种种暴殄天物近于靡费的习性，在我们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毛病。
（三）关于“知足常乐”这一点，明氏指出中国一般人在顺境里涸然能优游自得，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泰，可谓一针见血的话。对于中国人安常处顺的本领，明氏说：“……逆境之来，论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论力知其无法抵抗，唯一的应付方法自然惟有尽量的迁就；只有在迁就之中还可以找到一条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当日固慨乎言之！在我们今日读之，试问又作何感相？
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社会的品性。这一部分是明氏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国的读者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对于我们的当头棒喝、使我们反省的部分。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多少需要一些修养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一）关于“有私无公”这一点，我们虽欲掩饰否认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虽有种种原因，“私”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到处表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四十年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意识的缺乏，必尤甚于今日。具有国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当日岂能不理会到我们的这个使民族散漫无力的缺点？
（二）关于“无恻隐之心”，原题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说：“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们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了同情心的缺乏。本来中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慈善事业，大半是近数十年来的产物。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会我们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关于“言而无信”，原题是“诚意的缺乏”。这一章尤其叫我们读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善于撒谎，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认错的本领和揩油的本领都很大，并且对于孔孟二圣的假装害病大有可议之处。他所举出的种种例证，极值得我们注意。
（四）关于“尔虞我诈”方面，明氏指出中国人彼此猜疑和倾轧的态度，甚至于到“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纳履”的程度。这在乡间实在是常见的现象。
（五）关于“爱脸皮”，这是明氏原书的第一章，也是极见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观察的透彻而深刻。例如他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老实说，连我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他又说：“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