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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大灾难降临，比如大饥荒或者黄河决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关官员，总是先后迅速赶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但是，这些赈济措施不是大规模地统一实施，正如这些不断发生的灾祸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而只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灾难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并且，对难民的救助偏偏在他们最需要救助时就停了下来，也就是在早春时节，长期的困苦和人口拥挤已使他们极度虚弱，最容易得病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打发他们一点现钱，让他们尽快回家去尽可能地恢复原来的生活。当然，这样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救灾基金通常已经发完了；田里有活要干，如果他们回去干农活，麦收时就能有饭吃。官员们知道，如果难民在天气转暖时还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园，他们就可能会死于瘟疫。对政府而言，小范围的灾难总没有成群结队地死去触目惊心。
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腊八施粥”这个热闹非凡的慈善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活动是一种典型事例，表明中国人的行善流于表面。按照习俗，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初八，那些积累了大量行善愿望而平素没机会满足的人，便在这一天白天大约十二个小时都来者不拒地慷慨施舍最为质次价低的粥汤。这就称为行善，是积德的一种途径，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没有乡下人来喝粥，因为即使最穷的人家里也可以吃到这样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这并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举，也没有人让他们把粥换得质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传自己的善意，即使他们不比往年更夸大。这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要一碗粥汤，只好把粥汤倒进一个个破坛子里去喂猪。行善的有钱人极其神气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认为，尽管没有一个穷人来出席他的“宴席”，他也尽到了一年的责任，良心上有了满足。但是，如果遇到坏年景，粮价涨得惊人，还是这个有财有德的人却不发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舍不起了”！
我们曾经提及，成群结队的乞丐处处可见。施舍本质上就是给自己交保险。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乞丐在城市里组织起强大的丐帮，远远强大于与之争斗的其他帮会，原因在于乞丐既无所失又无所惧，他们独立于世。设想一个顽强的乞丐，以日内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长时间地向一个店主乞讨，却遭拒绝，这个店主就会因此受到大批饥民的侵扰，他们赖在那里不走，让这个愚顽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满足乞丐们不断加码的要求，买卖就没法做。店主与乞丐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这种施舍总是像涓涓细流那样永不间断。
同样的原则，经过明显的变通之后，也适用于小规模地赈济那些随处可见的川流不息的难民。我们从所有这些事例中发现，赈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获益，而是使行善之人获取回报。中国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掷双骰的赌博中掷出四点一样，凡与行善者有关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会“往前走”。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缺陷，一定要加上这样一条：任何事情，无论好到哪儿急到哪儿，几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压榨系统，它与中国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样有着良好的组织。要把常备的救济钱粮全部占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们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饥荒的紧要关头，人民的水深火热并不足以阻止各级官员最无耻地侵吞原本应该由他们发放下去的救济款。此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灾情和重建家园之上，外界又对救济款项的筹措和使用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贪官会做出些什么丑行便不难想象了。
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解西方文明时，他们时常被迫接受最坏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是慈善机构，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然后，他们或许会想到去探究这个颇有意义的事实的原理。他们或许会注意这样一个引人联想的情况：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与情感有关的字那样有“竖心旁”，它也根本没有“心字底”。中国的善，也是行之而无诚心可言，其普遍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它是中国人的创造，就必须经历曾经出现在西方的过程，使这种本能成为人生的必要成分。
中国人的素质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们已经注意到居于“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论述中国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来表明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这个命题。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密集的。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这么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效果相对差一些。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似乎他们有糊口的粮食。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结果使得大部分人只能现挣现吃，名副其实的“双手刚挣来的东西，马上就得送进嘴里”。这可以解释为何到处都有按日计酬的务工者，而这种状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与什么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外国人马上就会觉察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现钱。叫他们做事情，第一个要求就是给现钱，干活就是为了吃饭，前提是他们一无所有。甚至富有的人在碰到急用时，也常常筹不齐最起码的数目。有一句最为意味深长的话，说一个人被迫筹钱去应付官司、安排葬礼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称作“度饥荒”，也就是像一个饥饿的人急迫地寻求帮助。除卞有钱有势的人，谁都无法应付这类事情而不需要帮助。贫困而又役有希望，这是中华帝国最为突出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最粗心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生计之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习惯，即使在生计之忧不那么急切的时候，人们也习惯过最艰苦的生活。在这个层次上只有钱与粮这两个突出的事实。钱与粮是一对焦点，构成中国的椭圆，中国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着它们转。。
中华帝国的芸芸众生陷于深深的贫困之中，他们经常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艰难求生。对于他人所遭受的各种可以想见而又令人同情的苦难，他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具备仁慈之心，实质上都无能为力，哪怕是减轻时时见到的苦难千分之一，他都做不到——而荒年的苦难又要成倍地加重。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人肯定会意识到，减轻苦难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靠个人的善心，还是靠政府的干预。所有这些办法，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他们的治理方法，好比治伤寒病人分发一些小冰块——每个病人都分到好几个盎司，但没有医院，没有食品，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毫不奇怪，中国人没有更加仁慈的有效办法。完全缺乏体制、预测和管理，而慈举善行却还能进行下去，则更是令人奇怪了。如果人们一直碰到无法防止也无力救助的苦难，这种现象对哪怕是最有教养的人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是并不陌生的。每一场现代战争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第一次看到流血，腹部上的神经会发生痉挛，因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接着就会对此相对麻木不仁了，但看见一次，就会永生难忘。在中国，总是有一场社会战争，大家对其后果都已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
对身体上有任何残疾的人的态度最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普遍认为，破子、盲人（尤其是瞎了一只眼的人）、聋子、秃子、斜眼，都是要避而远之的。似乎身体有缺陷，品质也肯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那样的人在西方非但不会受到残忍的对待，而且还会让人们油然而生一些同情。而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因为犯有隐秘的罪恶才受到这样的惩罚的，这种看法与古代犹太人不谋而合。
那些不幸先天残疾或者后天致残的人，不被人提及痛处就没法活下去。最温和的方式是描绘其缺陷，以吸引公众注意。药铺抓药的对一个病人这样说；“麻大哥、你是哪个村的？”一个眼斜的人经常会听见别人说“眼睛斜，心地歪”；头发一根不剩的人则经常受到这样的提醒：“十个秃子九个诈，剩下一个是哑巴。”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也会变成无聊的玩笑、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停的时候。像这样不幸与众不同的人，必须一辈子逆来顺受，要想有好心情，就得对此毫无脾气，充耳不闻。
对精神上有所缺陷的人，中国人也过分坦率。“这个孩子，”一位旁观者说，“是个傻子。”这个孩子兴许根本就不“傻”，但这样不断当面说他没心眼儿，他那尚未发展起来的心智会很容易就此枯萎。这样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或者完全是别的病症的病人是很普遍的。，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发病的原因、病情加剧的症状，都是公有财产，都当着病人的面一一抖搂出来，而病人必须完全习惯于别人称他为“疯子”、“呆子”、“笨蛋”等等，等等。
一个民族把生男孩视为头等大事，无怪乎家里没孩子会不断遭人嘲骂，就像传说在古代，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对头，大大激动她，要使她生气”。＇注＇如果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根本不为什么，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情让人知道之后，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在对待迎亲那天新嫁娘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