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陈卓然
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由部队买一头刚下羔的母羊送给老乡做抚育金，陈卓然就是喝这头羊的羊奶长大的。
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领陈卓然的时候，七岁的陈卓然穿一件紫花棉袍，脚上蹬一双麻编填麦穰的“毛窝”，头是瓦型的额发，脑后留一条猪尾巴似的小细辫，正和几个男孩挤在村口碾盘上抓石子玩。他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山里的孩子就像鸟一样，天一黑就要回巢的。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在送他的人背上睡成一摊泥。
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每天他都是伏在窗口看街景。有轨电车当当来往，电线几乎就是从他鼻子前边过去，擦出火花。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做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
在这个家里，陈卓然和继父相处的时间最多，但说话也十分有限。继父并不刻意培养与继子的感情，这反使他自在。偶尔，继父会把他招到身边，递给他一个小礼物，一个子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对马恩产生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攫取了些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当然，他很谦卑地把这“重视”看做是“关心”。大辩论的时候，陈卓然有几次都推南昌上前。南昌并不是个善辩的人，性格也有几分羞怯，但生怕辜负陈卓然，他不得不勇敢应对。这一天，他和父亲交谈后回到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他们很喜欢用“谈谈”这样郑重的字眼，内心里是骄傲他们能有值得“谈谈”的人和事，而“谈谈”的双方由此产生庄严的友谊。
我的父亲，南昌说：我的父亲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是一名老党员——他从父亲的资历说起，说到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的直接领导所介入的事件，陈卓然显然对这事件有更多的了解。所以，谈话中有一个阶段改换成陈卓然说，南昌听。他其实是第一次听到比较完整的关于党史上这桩公案的叙述，不禁一阵寒战，想到父亲已经濒临危险。同时，又生出骄傲，因父亲曾经与党的存亡关头如此接近。他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说，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他自己吓了一跳，惶悚地向陈卓然看去，陈卓然也看向他。两人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光，有一种近于神圣的恐惧在两人之间升起。陈卓然说，他想见见他的父亲。
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他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始料不及的是，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同门外禁令通告很不符的，竟是一派过年的景象。南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说来听听。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在父亲新的表情后面，似乎有一种原先守持着的什么在松弛和颓圮下来。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两人走出公寓大楼，午后的太阳将街面照得明晃晃的。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
4父亲
元旦过后不久，南昌就随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学，第二次出发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检阅。鬼使神差似的，他们的火车即将出发的时候，忽然从他们乘坐的车厢起，往后数三节一并摘下，挂上了另一次列车，从沪杭线，经浙赣线，一径向京广线去，开往长沙。这样，他们的遗憾也就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弥补，那就是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一个山明水秀的乡村。
他们又经衡阳，进广西，再向上过成都，在重庆乘船，走三峡到武汉，再继续顺长江到江西九江，又来到南昌，这个与自己同名的城市。南昌满意自己的名字，认为是与“南昌起义”联系在一起的。真来到此，只觉得这城市十分萧条，街巷两边的民居院落透露出的生活气息，甚至是贫瘠的。父亲家是南昌城里一家有钱的大户，乡下有田产，城里有工厂和商铺，他自从参加革命就再没回过南昌，表示了一个革命者和有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决心。也不知什么心理作祟，是忽然涌起的乡愁，还是要纪念家中某一个变故，父亲将他的头生子取名为“南昌”。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辨别出他父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属性。待南昌回到家中，不必进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就会告诉他这些。
南昌回到上海，已是春节以后，住在学校的战友告诉说，他姐姐来找过他，问他几时回来。南昌以为是要他回家过年的事，心想年都过去了，便没当回事。不料当日下午大姐又来了，而且神情严峻，让他回家，问有什么事却并不说。大姐比他年长五岁，和陈卓然一样，也是寄养在老乡家，进城之后才去领回。她朴素得就像是这家的保姆，长年蓝衣蓝裤，头发剪到齐耳，斜分开，发多的一边用钢丝发卡夹住。事实上，她也担负着一家人的家务。他们的母亲是不管家的，战争塑造了她这种特殊的性格，完全不明白和平日子里的人生义务。所以，她就把这个家全交给了大女儿。本来南昌就和大姐不多话，她又执意不透露，南昌也就不问，让她先走，晚上再回去。他看一眼大姐走路的背影，有些像鸭子似的摇摆，心中就生出一股恹气。看起来，他不止是不满意他的父亲，还不满意他的其他家人。
吃过晚饭，他骑车往家去了。路灯下，看得见公寓楼门口的大字报，从门外到门里，再沿了楼梯边的墙壁上去。楼梯间昏暗的灯下，他的余光里满是颠倒过来、打了叉的父亲的名字。到了自家公寓，推门进去，兄弟姐妹都在，但不是在门厅，而是聚在父亲的书房，就像在开会，只等他一个人了。母亲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甚至，面前还放了几页发言稿。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母亲抬头扫一眼，看见人都到齐，便戴上眼镜，开始读发言稿，是关于父亲的生平历史。南昌注意到，母亲直呼父亲名字，名字后面且没有“同志”二字。南昌又注意到，母亲也没有称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像大楼内外的大字报上写的，而是将父亲定位为旧民主主义思想者。母亲读到父亲在江西省师范读书时期，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使他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急需改变，另一方面也妨碍他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南昌惊异地发现母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水准，他不能完全听懂，但却意识到母亲在批判父亲的同时，很微妙地进行着辩护。终于，母亲干脆放下事先准备的材料，摘下眼镜，说：我作为妻子，服从组织决议，站稳立场，绝不姑息，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以我的党性保证，此人对党绝没有离异之心。母亲表态的方式，是在逻辑上反其道而行之，子女们一时都没反应过来。他们与母亲向来生分，他们甚至不知道母亲的专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倘不是这一个变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上这一课。他们都有些被镇住了。
母亲接着说：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南昌注意到母亲用了“我们”这个词，是将她与父亲归在一类的意思——你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母亲说：你们还是共产党的儿女，你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假如你们决定和我们划清界线，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兄弟姐妹们都沉默着，这个向来关系涣散的家庭，此时忽然显现出内里的紧密性。
母亲平静下来，手里的眼镜脚有节奏地磕着桌面，看上去，甚至是轻松的。南昌陡地生出反感，他觉出母亲的态度里有一种要挟的意思：他转过脸，直向母亲，说：你的立场呢？母亲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她张开右手掌，以手腕做中轴，来回转了几个半周。这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