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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等——我也一直同他们的这些恶习作斗争，但老实讲这是一种愉快的斗争，我采取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治”他们的毛病。
张三你不是总爱迟到吗？那我就给你来个乘数累积法：第一次迟到扣月薪1/30，第二次1/15，第三次1/8，第四次1/4，第五次1/2……扣到第三次他就感到痛了；温水煮青蛙，煮到你痛为止。要是一个月连续6次迟到，我也不累积了，这个月你算白干，我也不至于刻薄到连你下个月工资都扣光的程度。你骂我“军阀”也好，你怪我“管卡压”也罢，你表示后悔认错也行；我既然扣了，绝不发还。你认为剩下二十几天这样纯粹白干也没劲了，那你可以辞职换一个公司……这一招，真把好些个爱迟到的给治好了，也有没治好走了的。
对那种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我先是警告：这是办公室，不是你家——把你的脚从桌子上放下来！要是这小子恶习不改，下回再被我瞅见，我会二话不说，把他拎到门口扔出去……我绝不婆婆妈妈地搞什么思想教育，因为该受的教育你都受过了，我何必多废话！
我告诫过员工，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第二次别怪我不客气。我之所以要把这种管理称之为“快乐的斗争”，因为我觉得我是跟一帮可造之才——其中不乏怪才、歪才——在较量。我能够理解他们身上同秩序对抗的天然性，甚至打心眼里喜欢这一切；但我不允许他们做得过分。
我的干涉更像是禅师的“棒喝”；不过这种貌似“率性而为”的“棒喝”式管理，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被管理对象应该是有慧根的一群。被管理的各色人等，虽然缺点无数，也难免叫人头疼；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我印象里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是能够跟我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的。
我知道你要让我“打住”，我说得有点离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离题。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在采访这个话题时，少用点“纪律涣散”“不服从管理”之类的材料，拿“缺乏团队精神”来说事。这种说法，客气点说是流于技术层面了；再说得不太恭敬一点，对于某些大学生而言，这种批评等于是抬举了他们。
涣散狂狷和落拓不羁，某种程度上是才干和才华的伴生物。过多地指责当今某些大学生的涣散、“缺乏团队精神”，免不了被一个错误的假定误导——就是“你有才干，但你恃才傲物，这是行不通的”。这个逻辑有很大的问题：不是说今天的大学生缺少才干，也不是说他们没有资格恃才傲物；现实情况是如今的大学生不会比以前的大学生在管理上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普遍比我们那几届大学生规矩——但是他们很多人显现不出令我惊喜的东西。
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斯文扫地与酱油汤
现在许多单位公开告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为什么斯文扫地到如此地步？还是从2003年那次研究生与用人单位见面展会说起吧，说一说“酱油汤”在我心目中被冲淡的感觉（笑）。
你也知道，我除了打理在广东的这家咨询公司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杂志写专栏。对这个专栏的写作我是非常上心的，不是看收入……对对对，你了解我，你说得对，我这人有使命感……
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能够前去那个招聘现场，是因为这家杂志在现场有一个很大的展位。正好我受杂志社之托，要完成一个关于中国大学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的分析与点评的采写任务；再就是有一个夹带的私活——就是给自己的咨询公司物色一两个人才。
来到现场招聘会第一个感受是：壮观！北方民间有句俗语说“食多吓跑了鸟”，说出了人骨子里的贱性。招聘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倨傲起来——我的倨傲并不是因为应聘者的态度过分谦恭，而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从充满敬意到怅然若失的转变。
看着那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柏辽兹《华沙的幸存者》里的一句唱词：“我一定是长久地丧失了记忆……”天哪！这么多的硕士博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对大学扩招早有耳闻，但在亲眼目睹扩招以后出现的壮观景象后，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赶快收摊走人。
短短一小时内，展位上已经堆积了上千份学子们投递的简历。北京院校研究生投递的自荐书最多，再往北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往南有上海的、长沙的、广州的，全部是我上学那会儿听其名号便肃然起敬的院校。我觉得原本三天的招聘会，一个小时足矣。
不管专家学者们对扩招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鞭辟入里的论证，不管这种分析论证曾经怎样让我感佩称是，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新颖和变通；当我真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回想起半年前我跟江西一位姓徐的老板的争论。那位老板把扩招形容为“技校生水平拔高为大学生水平”，我认为老板的结论草莽得近乎于野蛮。扩招何罪之有？野无遗贤，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嘛。
老徐当时给我讲的个案，虽能说明问题，但不足以否定我的信念。当时他在酒桌上跟我一再抱怨他聘用的一位硕士生怎样怎样不行，说是那家伙差点把他给害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老徐有一门技术，想跟广东这边一个老板合作，这边提出要一个《可行性报告》。老徐自己很忙，也想把这份报告做得好些，就找了某大学管理系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带了名硕士生。商量之后，写《可行性报告》的具体工作就由这名硕士生来完成；条件是正式谈判时，老徐要带上这名硕士生——因为马上毕业了，硕士生想多一些实际经验。老徐本人也乐意，事情一旦谈成，还真需要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企业任职。
老徐不久就有些失望：这位硕士生写出的《可行性报告》第一稿连格式都不对。老徐耐着性子叫他到网上或是图书馆去找一找写作模板，再把他交代的几个要点套进格式就行了。这硕士生照交代的重做了一份，老徐动身前匆匆看了一眼，大致那些内容都在，心想差不多，也叫上了那位硕士生同去。
可等到了飞机上，老徐趁空再次拿出报告细看看检查有什么不妥时，惊愕地发现在产品销售一栏里居然还有“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字眼。把老徐气得差点没从飞机上掉下来。老徐责问那硕士生是怎么回事？一到白云机场，他就叫那位硕士生打道回府了。事后，老徐的朋友、就是那硕士生的导师还给他解释，说写《可行性报告》是MBA干的，那位硕士生侧重管理理论研究。要不是顾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还真想问他本人会不会写《可行性报告》或《商业计划书》什么的。
老徐感慨说，“怎么现在的学生、老师就这样水平？”
想想老徐的话也有他的立场。联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遭受到类似的讥评，什么“大学生连个总结都写不好”、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居然连‘三反五反’都不知道”，当年我就觉得这类指责有点苛求。那天听老徐这么说，我本能地想辩护几句，跟他讲了一番“领导要给员工明确的方向感”之类的道理，可我越这么解释，老徐头摇得更厉害，反问：“不是说现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给加西亚》吗？我还要怎么给他方向感？莫非让我当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讽刺的口气谈到“大学真是越来越大”，说：“明明只是一个读大专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硕士；明明只有技校学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学生，能行吗？”
我当时觉得他的逻辑过于粗暴，打击一大片。特别是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考的门槛之高，许多省份还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不过关的人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想想当年的残酷，想想今天的宽松，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话。然而，这次招聘让我感到郁闷的几个细节，让我不禁对老徐的牢骚有些认同。
斯文扫地，这就是我在招聘过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这家杂志招聘文化版编辑，按规定要进行笔试。笔试中“知识基础”一栏有一道题是：“请你列举出《万历十五年》中至少三个人物的名字。”有两个应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答案为空白。按杂志社的规定，这类应聘者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性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