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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曹并排坐在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人行阶梯上。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从今天起，我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月，可能更长。你愿意吗？”
小曹的脸滑过一丝喜悦，“是不是你们报社又派你来采访我？我是不是又可以见报了？”
“是的。”我干脆将错就错，“报社这次派我来和你一起住，和你一起过流浪的日子。不光采访你，还要采访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那太好了！”小曹想了想又问，“晚上也和我住在一起吗？不会像我一样睡马路吧？”
“我跟着你，你睡哪儿我就睡哪儿。”
下午2时许，我和小曹来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夹杂在人群中翘首等待着521路公交车的到来。按照小曹的提议，做乞丐必须得有个乞丐的样儿，而我西装革履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得换一身“行头”。小曹建议我到武昌中华路码头附近的旧衣市场去买一件旧衣服。“那里的衣服便宜，几块钱一件，虽然不是新的，但穿起来一样暖和，很多民工都是到那里买的衣服。”
52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便是中华路。那是一辆新式公交车，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车的内饰和座位都比较豪华。2002年下半年，武汉市公交大“换脸”，一批旧式公交车被淘汰，521等线路纷纷换成“子弹头”和现代化的公交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梭，成为都市里的一道风景。坐在公交车上的小曹有些异常，很拘束的样子，不敢抬头看周围或站或坐的乘客，我甚至看到他额头有津津汗渍。“这车好高级！”小曹偷偷地小声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坐过这样高级的车。”“你在武汉没坐过公交车吗？”我问。“没有。不敢坐。”小曹小声地说。一种酸酸的味道突然涌向我的鼻腔。我没想到，和普通市民日日打交道的再普通不过的代步公交车，在小曹眼里居然也成为一种奢侈品和敬畏物。
车到中华路。一下车，小曹便导游一般带领我光顾那里的一家家旧衣店铺。看得出，他对这一带很熟。
紧挨码头有一处较大规模的露天旧衣市场，成排成排的衣架上，挂满了各种成色、各种式样的外套、毛衣、裤子。小曹帮我看中了一件黑色套面、有绒毛内胆的厚茄克。他欣喜地把这件衣服捧给我说，穿这衣服晚上不怕冷，还可以过冬。我拿过衣服一看，上面有几个似乎是被烟头烫破的洞，布面皱巴巴的，还有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但的确很厚实，里面的绒毛还算干净。老板娘喊价18元，最后讨价还价到10元，买下了这件衣服。随后我们又在那里挑了一条裤子，咖啡色的，虽然很旧，裤口还有些破损，但一样有结实耐用的特征，花费是5元。
购置完“新衣”，我和小曹有些欢天喜地，一路说笑着沿江边走到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下的一处观景平台。在那里，我换下身上的一套西装，穿上带破洞的茄克和咖啡色的长裤。
茄克罩在身上，一股霉味顺着领口蹿入鼻孔，我赶紧把拉链拉严，让那种刺鼻的味道减少一些。小曹站在一旁边欣赏我的“新衣”，边笑嘻嘻地说道：“有点像我们流浪汉了！过两天等你的头发乱了，脸脏了，就更像了！”正常人和乞丐的区别无非就是一套衣服——看着自己5分钟内突然“换”了一个人，我的脑海蓦地蹦出这么一种想法，但随即又觉得这种理解虽有道理，却并不严谨。
我提着装有衣物的塑料袋，小曹提着他的蛇皮袋，我们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然而就在这一刻，我的流浪生活就这样地开始了。
2、花脸乞丐谭东
实在不知该到哪里去。也许这就是流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有的只是大把的时间。
我提议去找小曹所认识的乞丐朋友。小曹若有所思，突然一脸兴奋地对我说：“‘花脸’！对，我们去找‘花脸’吧！他就在附近的黄鹤楼下面，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小曹像是想起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幻想着见到他时的愉悦。
“‘花脸’？”
“是他的绰号。他满脸都是红疙瘩，所以我们管他叫‘花脸’。他好可怜的，总说想回家却没有路费。对，你是记者，你可以想办法帮他回家吗？”
武汉的黄鹤楼，临江而峙，高耸于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段的蛇山上。从我们所站的江边观景台往东走几十米，顺一蜿蜒的石阶而上，就可以直达它的正门入口处。作为武汉最有名气的旅游景点，黄鹤楼的入口处人群熙攘，到处都是挎着相机、戴着旅行帽的游客。我跟着小曹在人流中搜寻半天，没有找到他所说的那个“花脸”。“他平常都在这里的，今天天气好，他肯定会来这里捡东西。”
“他住在哪里？”我问。
“没有固定的地方，但就在附近。我们在这里等等吧，他一会儿肯定会来。”
小曹言语很肯定，也许是“同行”的缘故吧，他更了解“同事”的出行规律和习惯。事实证明小曹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们仅在黄鹤楼入口处的石阶上坐了10分钟，就看到从远处的人流中冒出一个男子身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手里还拎着一个垃圾袋，眼睛搜寻着地面的扔弃物，慢腾腾地朝这边走来。发现目标的小曹忙不迭站起来，喊一声长长的“喂”，向对方一瘸一拐地跳去。
那男子看到小曹，脸皮扯出弯弯的笑，站在那里拍小曹的肩膀和他说话。两人像久未见面突然在某一隅邂逅的老友，有很多话想要吐露。那男子被小曹拉着带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才看清，果然，他的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红里带黑、如粉刺般的圆疙瘩，从额头到脸颊再到耳根，几乎是一个挨一个。大多已经蔫萎，但斑疤很明显，配上那副没洗干净灰蒙蒙的脸，乍一看着实会让人竖起几根汗毛。难怪小曹管他叫“花脸”。
我跟“花脸”打招呼，说是小曹的新朋友。“花脸”很老实的样子，只冲着我笑，并不说话。半天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你不是讨饭的吧？看着不像。”
我感觉自己扮相的失败。也许是头发梳得太顺溜，脸上还太干净，再加上说话没有乞丐的江湖味，“花脸”对我有明显的警惕性。小曹忙在一旁解释：“他是昨天才到武汉的，刚开始讨饭，让我介绍朋友给他认识，我就带他找你来了。”
好半天，“花脸”终于消除了对我的戒心，开始畅所欲言。我问他什么他也如实回答，我们谈得投机起来。原来，“花脸”真名叫谭东，36岁，是广西柳州柳江县白鹅村人。1999年，他和同村几个年轻人扒货车离乡，先后到过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宝鸡、郑州等地。给别人打过短工，后来被炒了，于是开始四处流浪。听别人说武汉地方好，几个月前和一个东北人扒货车来到武汉，没信心找工作，干脆过起了流浪生活。每天晚上露宿街头，白天就在黄鹤楼下捡瓶瓶罐罐的卖钱过活。
“现在东西不好捡。这一带虽然游人很多，但捡垃圾的人也多，一天捡20多个瓶子，5分钱一个，也才卖一块多钱。反正我是捡一点算一点，捡够了3块钱，我就买酒喝。我的原则是饭可以不吃，酒是不能不喝的。”谭东的话里有着浓重的广西口音，很多话需要仔细听才能听懂。
谭东讲他的流浪经，讲着讲着总会绕到喝酒上去。他很认真地劝我和小曹，在外面闯荡一定要喝酒，常喝酒就会百事无忧。“我为什么要你们一定要喝酒？出门在外最怕传染病，我们捡别人丢的吃的，本来就是脏的，不够卫生，要是再吃出个传染病来，那我们就完蛋了。千万不能病，病了没钱治，那岂不是只有等死？所以我劝你们喝酒，有钱就去买酒喝，度数越高越好，因为酒可以杀毒，可以防病，还可以保养身体，特别是现在天冷了，晚上不喝酒会冻死人的。”
“你的脸是怎么搞的？是不是长的粉刺？”
问这话时，我很怕伤了谭东的“面子”，不想他竟毫不介怀：
“最开始是长了几个粉刺，后来我就抓，抓烂了。还有我扒货车的时候，脸上被蚊子咬过，也被我抓烂了。刚来武汉的时候天还很热，脸上很多油，我就经常用洗衣粉去洗，没想一洗就洗发炎了，成了这个样子。”谭东拿手在自己的脸上比划着，露出微笑的样子，“前几天我用别人的洗面奶洗过一次，乖乖，真是舒服，不像用洗衣粉，脸上辣辣的皮肤还发紧。洗面奶就是好！”谭东说着说着还把脸伸给我和小曹——
“看，脸上是不是光滑多了？”
3、帮谭东联系“家”
不知不觉时近傍晚，白天的最后几缕阳光斜扫着黄鹤楼下渐渐散去的人们。对“花脸”谭东来说，一天的忙乎也可以就此收工了。
我们三个人顺阶而下，沿刚才上来的路准备回到江边。在那里，有谭东每天缴纳“战利品”的收购站，一天的劳碌可以在那里变成放进口袋里的几块钱。
那是离江边码头不远，紧挨居民生活区的一个私人办的小型废品收购点。几间破旧的门面房，里里外外堆放着一大包一大包捆扎好的大袋子，还有一些没来得及包扎的物品杂乱地散落一地，矿泉水瓶、易拉罐、废报纸、破铜烂铁，什么都有。谭东提着袋子走过去，门面房里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来，在门口迎住谭东，把袋子底朝天倒出瓶瓶罐罐，一五一十地数了片刻，然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把钱来，抽出几张递给谭东。整个交易过程持续了两三分钟，两人没有任何言语交流，甚至连看都没看对方一眼，就这么简单、默契、例行公事，仿若早年无声电影里的某个简短的片段。
谭东笑巍巍地向我们走来了，手里捏着刚获取的一元四角钞票。这个时刻，对谭东来说是幸福的，他可以从手中垃圾物兑换成钞票的过程中找到成就感，甚至是满足感，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一两块钱。我想也许正是这每天都能收获到的满足感支撑着这个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