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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整栋楼的。这个位置又窄，消防车开不进来，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朱俊东说，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要不是这地方离做生意的位置近，他早就搬走了。
我问这群“甘肃帮”在这里住多久了？朱俊东说，有的是才来的，有的在这儿讨了好几年。他5年前住在这儿时，这儿就已经有了甘肃的乞丐。他们成群结队，一拨拨走了，又一拨拨地来。现在，乞讨成了他们致富的门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逢年过节回家时，都是买了大彩电、影碟机带回去的。回家前几天，还会买一些好看的衣裳，打扮得清清爽爽的。朱俊东还说：“他们有些人买了手机，平时就用手机与家里通话联系。”
“乞丐用手机？”我不免有些惊讶。
朱俊东说：“手机又不贵，他们完全买得起，也用得起！你以为他们真的可怜，他们比我们做生意的赚钱还多。白天，女的带着小孩出门乞讨，男的就在家做饭、喝酒，有时把地毯一铺，围在一起打麻将、玩‘拖拉机’，不‘带彩’（指赌钱）的还不玩呢！”据他讲，他们打牌时大吵大叫，喝酒时更是闹得厉害，经常发酒疯，打架、骂人。邻居们是怨声载道。
我问朱俊东，这个“甘肃帮”是不是有60多人？朱俊东“哈哈”一笑，说：“光这栋楼就住了60多人，整个贺家墩像这样租给乞丐住的楼还有好多家呢。据我估计，住在这里的乞丐和流浪汉有200多人！”
为了证实朱俊东的猜测，接下来的两天，我在贺家墩一带寻访。在“甘肃帮”所住楼房的附近，靠武汉博物馆一边，我发现一些楼房大都和这栋“甘肃帮”楼房相似，住的几乎全部都是外来的流浪汉和乞丐。另一栋楼房的房东提供的数据，也基本上和朱俊东所说的情况相吻合。
为了证实这群数量众多的甘肃乞丐帮是否来自他们所说的岷县，12月14日，我打了一连串的长途电话，分别打给甘肃省岷县小寨乡、中寨乡及其他镇的多个村委会。电话里的村干部说，岷县好多年都没有下过冰雹了，因“庄稼遭冰雹袭击”而出外乞讨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倒是由于农村干旱，有的地方可能收成不太好，所以当地农村人才会一家老小、成群结队地到城里去乞讨。另外，村干部还谈到，岷县部分农村乞讨的历史悠久，10多年前就有人在外靠乞讨捞“收入”了，大都是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许多乞讨者甚至成了当地的富裕户，靠在城市讨的钱置备了家里的电器，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还有人盖了楼房。也正是这些人的“榜样”力量，促使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往外跑。至于出外乞讨者的数目，据有的村干部估计，整个岷县至少有1000多人。
后记：与社会学专家对话“都市乞丐部落”睛
21阳光：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2年底，本书两位作者乔扮成乞丐进入都市乞丐部落，探寻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探访的地域，选取的是武汉这个城市。纵观全国各地的乞丐现象，您认为武汉一地是否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意义？就中国内地范围而言，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乞丐现象，是否存在着地域上的较大差异？
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每个城市的乞丐虽然各具特点，但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大同小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大城市、九省通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剖武汉一地的乞丐部落，对了解全国都市里普遍存在的乞丐现象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但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乞丐在数量、来源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乞丐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还应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东部的两个经济最为发达的特大城市，在乞丐规模、乞丐来源的广泛性、乞讨手段的先进程度上，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零点公司曾对京沪两地的乞丐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共有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乞丐汇聚在京、沪两地。其中以安徽人最多（2693％），占到1/4强，其次为河南（2108％）、山东（1194％）、河北（445％）、四川（375％）；其他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等，则相对较少。而北京和上海乞丐的来源地构成又有所不同。北京以河南人为最多（28。99％），其次是山东（1723％）、安徽（1471％）、河北（756％）、北京（630％）、四川（546％）、江苏（504％）等；而在上海，则以安徽人（4233％）为最多，其次是江苏（2698％）、河南（1111％）、山东（529％）、上海（529％）等。
这些调查应该很具有权威性。从各地乞丐代表来看，安徽省最多，也比较典型。安徽之所以多，我认为他们到京沪打工的时间比较早、人员比较多，他们对城市取得经济收入的方式比较了解。河南也是乞丐的大省，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出来，当地有乞讨的习惯和风俗。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发达城市，乞丐的乞讨手段也慢慢和世界接轨，很多乞丐用英语乞讨，他们说钱都是说“money”。在上海的地铁里，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流浪歌手唱歌，乞讨的方式也越来越先进。
“不同时期，乞丐有不同特征”
21阳光：关于乞丐的起源，有没有可供考据的文字记载，证实中国最早的乞丐现象起源于何时？乞丐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该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目前国内有没有专门的研究，勾勒中国乞丐现象的“发展史”？如果没有，能否谈谈您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或观点。
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推崇“仁”和“德”的国家，对乞丐的关注也很多。早在汉朝，就有人写了一本叫《乞丐赋》的书，这说明至少汉朝我国就有乞丐存在了。当代关于乞丐的研究也很多，而且这方面的书不少，据我所知有《乞丐调查报告》《中国乞丐史》，上海还出版了一本《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有一本叫《中国近代流民》的书中，也大量写到中国的乞丐现象。
但这些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乞丐现象，像本书这种行为体验式的调查并不多。10年前曾有人也乔扮乞丐体验他们的生活，还写过一部书叫《丐帮漂流记》。但10年前的社会环境和现在已有很大不同，乞丐作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
我认为，还应从制度上来研究乞丐，因为现在许多乞丐已经职业化了。至少，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应以平常心对待他们”
21阳光：对乞丐现象，民众中历来存在着褒贬不同的看法。同情是一种态度，许多老百姓对乞丐都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怜悯之情，这可能也是乞丐现象存在并能维系下去的一个环境基础；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对行乞者持一种鄙夷甚至厌恶的态度，他们很多人的观点似乎也并非不无道理。就您个人而言，您对乞丐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
周：这个问题要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在落后的旧社会，人们才把行乞者当讨饭的来看，那时当乞丐也确实是因为没有吃的。但在现代社会，乞丐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不能还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乞丐。
按现代的观念，乞讨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你总不能不让人讨饭吧？难道一个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首先你得尊重别人的权利，认识到乞讨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基础，根据谋生方式的不同，将人分成六大集团：一是高科技集团，也称“三高集团”。这类人拥有高学历、高知识、高收入，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二是实业集团。这个集团的人不直接生产，但赚钱最多，比如各个网站的执行总裁。三是工业集团。也就是生产集团。四是公务员集团。五是自由职业集团，包括中介、自由撰稿人等。六是失业者集团，包括乞丐、卖淫女就属于这个集团。
从社会结构上看，乞丐是其中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要总以一种异样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群体，应该以平常心对待，既不同情，也不讨厌。同情、讨厌都是落后的方式，应警惕这两种态度。但也不能放任，过度放任就会养懒人，滋长不良的社会风气。
“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相似性”
21阳光：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2年底，本书两位作者乔扮成乞丐进入都市乞丐部落，探寻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探访的地域，选取的是武汉这个城市。纵观全国各地的乞丐现象，您认为武汉一地是否具有广泛性的代表意义？就中国内地范围而言，不同城市不同地方的乞丐现象，是否存在着地域上的较大差异？
周：就全国范围而言，城市乞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每个城市的乞丐虽然各具特点，但在行乞原因、乞讨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都大同小异。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的大城市、九省通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解剖武汉一地的乞丐部落，对了解全国都市里普遍存在的乞丐现象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但中国太大了，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乞丐在数量、来源等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在中国，乞丐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还应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东部的两个经济最为发达的特大城市，在乞丐规模、乞丐来源的广泛性、乞讨手段的先进程度上，都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零点公司曾对京沪两地的乞丐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共有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乞丐汇聚在京、沪两地。其中以安徽人最多（2693％），占到1/4强，其次为河南（2108％）、山东（1194％）、河北（445％）、四川（375％）；其他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等，则相对较少。而北京和上海乞丐的来源地构成又有所不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