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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时，6位老人还没起床。约摸半小时后，他们陆续从床上起来，依然是下了一锅面条，吃过后，稍事休息便一起出门了。
走出邓家湾，6位老人互相道别，说些“祝您今天发财”之类的话，然后各走一个方向。我则与郭新民一道。因为腿不方便，他走一段路就停顿一下，走得很慢。看到迎面走过来人，便伸着碗过去讨钱。我发现，人们大都很厌恶郭新民，老远看到他便绕道而行，惟恐避之不及。即使走到了别人的跟前，别人不是“去去去”地赶他走就是视而不理，将脊背对着他，甚至还有人口里连说“个板妈”（武汉骂人的粗话），并要对他施以拳脚。有好心人给钱，那也是给1角钱、2角钱的。在别人家门口乞讨，有的人会给他一把米。
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武商亚贸广场门前时，他只讨到了8角钱、三把米，捡了两个矿泉水瓶、几块烂木头。讨到中午12时左右，收获依然不大。在武商亚贸广场旁的石牌岭路上，郭新民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边喘着粗气边说：“哎，走累了，休息一下，看样子今天又讨不到钱了。”我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便到一家豆浆店买了两个油饼、一杯豆浆，说是请他吃的。他一再推辞不要，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还是接过去了，声音哽咽着连连说：“你真是一个好人哪！”
坐了一会儿，郭新民的身子有些发抖。他说年纪大了身体也差，畏寒，要不是别人给他衣裳，说不定自己已冻死在武汉街头了。虽然没有讨到钱，但好心人给了他衣裳，总之武汉人还是很好的。“讨不到钱，不能怪别人不给，是自己没有用啊，有能力养活一家人还会沦落成乞丐吗？”说这些话时，他的声音又哽咽起来，头压得很低。我是一个男人，能体会到他伤痛的心情。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郭新民站起来继续乞讨。我跟着他朝广埠屯方向走去。我们走得依然十分缓慢，他边乞讨边注意捡地上的矿泉水瓶和木头。在街道的十字路口，他很远看见一个矿泉水瓶，正准备俯下身去捡，对面跑过来一个年轻的乞丐，赶在他前头把瓶子捡走了。我正要上去和那个年轻乞丐论理，郭新民一把把我拦住，说：“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何必为了一个瓶子争抢呢？”
郭新民有着农村人的质朴和善良。在广埠屯，一个比他年龄还要大的老乞丐在路边自来水管接水喝，拧不动水龙头，他便上去帮那个乞丐接了一瓶水。接完后，郭新民还是喃喃自语地说着那句话：“每个‘叫花子’都不容易，能帮别人就帮别人一下。等自己年老了，不能动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广埠屯电脑城附近，我们遇见了秦德明，这时太阳已经西下。虽然他们每天下午都会在这里相见，但还是分外亲热。秦德明也讨得不如意，只讨到了6元多钱。他们一起坐下来，边抽烟边感叹“生意”不好做。发了一通牢骚后，两人各奔东西。郭新民对我说：“我走得慢，现在得往回走了。”
4、准备扒车回家
郭新民今天的“收入”又非常差，只讨到5元6角钱、六把米，捡了8个矿泉水瓶子和一些木头。我和郭新民走进邓家湾时，他买了一筒面条，说这是今天的晚餐。 回到他租住的房子时，已是晚上9时多了。另外的5个人已在家吃面条的吃面条，煮面条的煮面条，面条与昨天所见到的一样。秦文庭边煮面条边说，没想到在武汉这个大城市讨钱这么难，每天只能讨几块钱。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过十来天就回家。 这是我料想到的，但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要踏上回家的路途。我问：“那你们没有来多少天呀！你们可以多在武汉呆一些时候，也好多讨一些钱回家。” 张先红接过我的话回答：“不了，呆在这儿不如呆在家里踏实，总想着家人。能在这儿讨到钱也好说点，讨不到钱是受活罪！”对于我问的在武汉呆了多少天，6个人都说没有读过书，竟不记得来了多少天，至于今天是几日，也不知道。他们说反正快过年了，一定要赶在过年之前回家。 我为他们担心：“您们每天讨的钱除了生活，还有没有剩余？积攒的钱够买回家的车票吗？” 他们众口一词：“哪有钱买车票哟，我们好歹要扒上一辆拖煤的火车回去。” 我连忙阻止：“不能扒火车，那很危险不说，弄不好还会被人抓起来。” 张先红说：“不扒火车还能怎么样回去？我们手里又没有钱。” 是呀，没钱怎么回家，除了扒火车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只好转移话题。我问他们以后还会出来乞讨吗。他们每个人都说，乞讨真的非常艰难，自己颜面不顾了，却没有人愿意施舍。张先红说，再也不会出来做乞丐了，出来发不了财，家里再穷也要守着一家人过日子。 我问他们能不能留个电话。话音未落，郭新民就接上了：“电话？我还从来没打过电话呢，穷人谁安得起那个！” 秦德明说，镇上有部电话，但没有事，谁会去打呢，因此也不记得号码。 郭新民开始烧火煮面条了，我起身向他们告辞。临走时，我向他们建议，马上就要过年了，武汉人荷包里会比平常“暖和”，坚持到元旦可能讨钱要多些。等讨到了钱，再买张车票安安稳稳坐车回家多好，毕竟扒车危险性太大。他们都点头称是。 走到一个房屋的转角，我回头最后看了他们一眼。张先红正端着碗，目送着我离去，郭新民和秦德明则趴在地上对着钢灶吹风，一明一暗的炉火映着他们苍老的脸。我知道，我刚才的话对他们只是一种安慰，手上没有钱，说什么话也没用，该扒火车照样会扒。 走在路上，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我是真的不愿看到这些老人出来乞讨，年龄最大的都78岁了，正是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然而生存的重负依然压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不得不漂泊异乡，在城市的风雨中伸手向人乞怜，到了年边要扒着火车回家过年。是什么导致他们要过着如此这般的生活？仅仅是命运吗？我一直在思考着……
第十四章 “三进宫”的“乞丐大盗”
1、“三进宫”的老凌
2002年11月中下旬的一段日子，我在汉口一带寻访四处的流浪汉和乞丐们。那段日子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宿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片空旷工地旁，那里也是一个乞丐群居的地盘。
这里的工地由于闲置很久，一帮流浪汉和乞丐纷纷在这里搭起简易的棚子，捡几块木板架起一张床，就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我就是在这里认识老凌的。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木棚里，我进去和他聊天，提出和他“搭伙”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找来几块木板，为我架了一张床。
老凌今年50岁，湖北麻城市闵集乡人，他在28岁那年得了一个怪病——肌肉萎缩。大腿莫名其妙地萎缩，比小腿还细；胳膊也开始萎缩，上面比下面细。他有一个兄弟也这样，有人说是遗传，可他的祖上三代都没有患过这种病。他不信，说是老天要惩罚他，让他受苦。他行动起来很不便，站起身都是臀部先起来，走路的姿势也是趔趔趄趄的。身体的原因，使他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
老凌坐过牢，并且是“三进宫”。他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腿脚还很正常，有一年过年时，村里杀了两头猪，放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半夜，他一个人撬开大门，弄一个很大的树丫，将半边猪搁在树丫上，轻轻地拖回了家。偷回来半边猪后，他觉得不过瘾，便又“杀”到办公室，又偷回了两个半边猪。但“不幸”的是，他被人举报了。公安部门到他家搜查，发现他偷的东西不光有猪，还有大量说不清来源的物品，这些赃物整整装了一汽车。他被判了8年刑。
讲起偷盗的事情，老凌丝毫不觉得脸红。他有一个怪理论：“人怎么致富？最快的途径就是一个字——偷！”据他讲，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养成了习惯，见什么偷什么。这个习性也使得人们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最亲的亲人也离开了他。21岁时，他曾与一个浠水的女孩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但因为被判刑，坐牢期间，老婆带着儿女远走他乡了。
老凌伤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他说：“我并没有觉得不能生存了，我还有一双手，不相信会饿死。”1996年，老凌来到武汉，在汉口二七路租了一间房子，还买了一套修鞋机，开始干起修鞋的活。他要的价钱比别人高，别人只收1元，他要收2元，但尽管如此，他的生意还是很好，因为他的手艺很不错。
老凌生性好动，还喜欢打牌。修鞋的那段时间，他每晚吃完饭后都要与几个在汉口做生意的老乡在一起“斗地主”。一天晚上，打完牌回家，家当都被偷了个精光。好在手头还有些钱，他又买回一台修鞋机，在汉口球场街重新开业了。
也许是老天作弄人，老凌的修鞋机又连续两次被盗。老凌说，自从干起修鞋的生意后，一直比较本分，控制自己不去偷东西，因为生意还不错，一天最少有30元钱的入账。他自嘲地说：“妈的，我不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却偷起我的东西！”
第三个修鞋机被盗后，老凌便没有钱买了。房东催要房租时，他没有办法，只好卷起被子过起了流浪和乞讨的生活。
老凌如果坐着，丝毫看不出是个残疾人。但只要一走路，就可以发现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整个身子倾斜着向前走。他说，我坐着讨钱没有人给，因为别人看我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走路呢，别人会认为我趔趔趄趄是装的，所以每天讨的钱很少，连生活都维持不住。
老凌“故疾”重患了，白日乞讨的时候，他到处“踩点”，发现可以盗窃的东西，便晚上出击。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建筑工地，一般是下半夜两三点钟，趁那些守门的睡着了，便偷一些值钱的钢板、钢材拿去卖。
我有些迷惑不解，以他的身体状况，怎么能运得动那些建筑材料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