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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他是一个“山区的贫困家庭”的学生，“今年9月份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家庭无力承担“每年4000多元的学杂费”，“学校保留他一年的学籍，等筹集够了学费后再去复学”，无奈，他只好“跪坐街头，乞求好心人的资助”。
赵奎刚的确长着一副学生的样子，文文静静的透着一股书卷气。和其他“学生乞丐”对别人的盘问缄默其口不同，过路行人问什么，他都彬彬有理地回答。譬如问他：“你考上的是北京哪所名牌大学？”他会很礼貌地告诉别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今年刚考上。”还会补充一句：“我是2002级的新生，不信你可以打电话到学校去问。”
他一脸诚实的样子，足可以打消旁人的任何疑虑。因此围观的人也是你1元、我5元地给。我看到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收到的“捐助”竟有30元之多！
傍晚时分，在忙活了近2小时之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贫困新生”准备“收工”回家了。当他整理好钱物起身离开时，我跟了上去，说我也是从外地来的，家在湖北农村，家里很穷，在武汉已经好几天没找到工作了，现在身无分文，刚才看到他在这儿挺挣钱，想跟他学一学。
他把我打量了半天，露出满脸狐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元钱的纸币塞进他的书包里。原本一脸严肃的他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他问我是哪儿的，然后又问我来武汉多长时间，有没有亲戚朋友或者熟人。我说我在武汉是独身一人，现在的确是走投无路，再三央求他能帮我一把。
跟着他走了大约两站路，他才停住，小心地看了看周围，对我说，想让我教你不是那么简单的，起码要请吃顿饭。
我连说“没问题”，在武汉大学前面找了一个兰州拉面馆，我把“师傅”请了进去。
我为“师傅”要了一碗兰州拉面，还叫了一瓶啤酒。几杯酒后，他开始来了精神。他告诉我，他叫赵奎刚，老家在湖北红安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今年他高中毕业，参加了7月份的高考，但成绩不理想，离录取分数线还差几十分。本来想复读，但想想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于是9月份来武汉打工。先是在工地上帮别人干苦力活，但他嫌太累，不久离开了。
正在武汉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看到武汉街头有人假扮学生讨钱，收入还不菲。这让他大受启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干呢？于是他把家乡高考落榜的同学、同村里20岁上下的好友叫到武汉，一共来了6个人。先是花钱在街头为每个人都办个假学生证，然后挑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在牌子上写上一些可怜的故事。接着就开始分工，为每个人划定武汉的一块城区，白天分头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到了晚上就回到在武昌合租的一套房子里。
赵奎刚说，这样讨钱比给别人打工强多了，逢双休日收入最好，一天可以弄个100多元的收入。他说现在很多人对“学生乞丐”都不太信任，甚至有些人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他们还是会给钱。“很多人会这么想，如果这些学生不是真的很可怜，也不会跪在地上用这种办法骗人！所以明知道是假的，他们也给钱。”对施舍者的心理，高中文化程度的赵奎刚有他的分析和见解。
至于所编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奎刚说，今年他有一个同学考取了这所大学的这个系，他乞讨所用的名字也是这个同学的，所以要是真的有人打电话到学校去查，他也不怕“穿帮”。
赵奎刚还向我传授“经验”，干这一行最怕警察追查，弄不好要被收容遣送。为防万一，最好隔两三天到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捡一张别人丢在地上的火车票，遇到警察盘查，就说是刚到武汉没两天，很快就回去，这样就不会惹上麻烦了。
吃完饭后，我提出到他们6人租住的地方去看一看。赵奎刚不同意，说他们住的地方对外人是保密的。“哪天你要把我们供出去，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5、体验“学生乞丐”
“学生乞丐”现象在武汉出现了有近两年之久，一直“繁盛”不衰。虽然屡经媒体曝光，许多市民已经知道这是个骗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前赴后继，那么多的“观众”大方施舍？是否真的如赵奎刚所讲，“很多人明知道是假的，但他们还是会给钱”？“学生乞丐”的收入到底能有多高呢？
我决定也扮作“学生乞丐”，亲身体验一番。
2002年11月24日，星期六。我选择了一个双休日，在人流量大的汉口武胜路地段做这种体验。
扮“学生乞丐”的工具很简单，只需要找一张硬纸板，上面贴一张白纸，写上身世悲惨的文字即可。为了让自己的“遭遇”能打动众人，我在上面写道：
一名学子的求援！
各位路过的好心人：
你们好！我，一名大学在读四年级的学生，如今却跪在街头沦为了一个可怜的乞讨者，是什么原因让我如此呢？请看看我悲惨的家庭遭遇吧！
我是湖北民族学院（在湖北恩施）一名大四的学生，马上就要面临毕业分配，就在我即将开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时，今年10月份，在家务农的父亲不幸从山上跌下变成残肢，做手术花了2万多块钱。母亲受不了打击，多年的脑溢血突发离开人世！家中还有年少的妹妹在读高中，她的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家庭的不幸击垮了我的尊严，使我厚着脸皮跪坐街头，期待好心人的施舍与资助！
对您的帮助，我将万分感激！
上午11时，我开始挂起胸牌、低着头跪在路口的人行道上。还不到一分钟，我就看到已经有几双脚停驻在我的视线之内，他们没人说话，大概是在看牌子上的内容。
人越聚越多，有七八个人的样子。一个人说了一嘴：“蛮造孽（武汉话，‘很可怜’的意思）！”“哪个晓得是不是真的！”又一个人说。“现在这种学生伢蛮多，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众人七嘴八舌在议论。
大概过了10分钟，一个小男孩跑进人圈，往我手上塞了一张一元的人民币。还没等我说声“谢谢”，他已经很快跑开了，不远处，她妈妈正等着他。
可能是受那小孩的感染，一位中年妇女也递上来5元钱，我接住，说“谢谢”。给钱的女人也很快走开了。
几个人仍在那里议论，过一会儿也陆续走开了。又有新的脚步停在我面前，只是看看很快就走了。
大概过了20分钟，围观者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把头低下，凑到我面前问：“你到底是不是大学生？”我冲他点头说“是”。他又问：“你学的什么专业？”我说：“学中文的。”半晌他没有说话，随后从口袋里掏出2元钱，交到我手上离开了。
一位约40多岁的妇女警觉地问我：“你说你是学生，你的学生证呢？”我拿出一套早已编好的假话告诉她，我现在是休学，学生证扣在学校了。那妇女摇摇头表示不信。旁边开始有人插嘴：“肯定是假的！”又有人说：“要真是假的肯定会去买个假证，现在办个假证还不是容易得很！”他们说着笑着也很快离开了。
1小时的光景，我的面前站了几拨人，又走了几拨人。不时有人递来1元、2元的钞票，最多的一个人给了10元。我暗自记录了一下给钱的人，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居多，其中30岁左右的妇女最为慷慨，出手最大方，一般给5元甚至10元。其次是小孩子，大都是父母让他们给的，不问真假、缘由递过来1元2元的表示爱心。议论最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他们似乎更像是看热闹，考究分析议论一番，然后也不下结论地离开。
到下午1时，我的膝部酸胀疼痛得厉害，大腿已经麻木了，遂收拾起胸前的纸板起身“收工”。走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我清点了一下口袋和手里的钱数，其中10元的纸币一张，5元的纸币3张，2元的纸币5张，1元的纸币3张，5角的纸币1张，另加1元的硬币1枚。
2小时的时间，“进账”39元5角！
第七章 大毛、二毛和他们的“神仙老爸”
1、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12岁的孩子说：“老子要是有枪，一枪把那个王八蛋干掉！”
——孩子们的“阿爸”：“农村太苦了，宁可在城市里当疯子，也不愿在农村当主子。”
——在城市，像这样由不同的流浪汉、流浪儿组合起来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缘分的碰到一起共租一处就成立了简单的“新家庭”。
开车门讨钱的流浪儿
2002年11月初，我和小曹从汉口转移到武昌，住在武昌丁字桥附近的一栋长期闲置的烂尾楼里。大楼尚未封顶，只立起了一个架子。每个楼层四面通风，满目钢筋水泥板和四处堆放的建筑垃圾。在这里，小曹曾居住了近两个月。据他讲，当时楼上楼下一度住进了七八个乞丐。后来一家报纸曝了光，指出这样的楼里住人会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有关单位遂出面赶走了这群乞丐。我和小曹四处找可以挡风避雨、能够安静躺下的地方。来到这栋楼下，感觉对憩身之所的渴望远远超出了生命的自我保护意识，看看无人干涉，于是偷偷地住了进去。
这之前，小曹还建议我住在路边供电部门用以放置变压器的电杆的空中平台上，那上面他也有居住的经验。他还向我示范爬上电杆躺在上面。我实在害怕旁边的高压电线和巨型变压器，而没有同意。我告诉小曹，哪怕以后睡街头也再不许爬到那上面去睡，会被电死的。小曹似乎不以为然，还说那上面舒服得很。
我住在丁字桥时认识了流浪儿大毛和二毛。出丁字桥往西不到一站地，是武昌傅家坡长途客运站，也是一个人流量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