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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记者对他们所述都莫辨真伪。后来记者尝试和他的学校联系，电话打到贵州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对方查询后回复记者：查无此人，纯属骗局！于是那段时日，武汉的各家媒体都群起而上，对这类“学生乞丐”大加讨伐，呼吁市民不要上当。
至于那些“学生乞丐”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法欺世骗人？为什么他们骗人的手法又如此相像？由于这类“学生乞丐”见记者就跑，抓住也是一问三不知，媒体上看不到更多的详尽的报道。2002年末，从记者变成“乞丐”的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这类群体，窥探他们背后更多的秘密。
2、跟踪“女中专生”
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
汉口中山公园正门前的一块休闲区。这里地处闹市，对面就是武汉国际展览中心、武汉广场和世贸中心。娱乐休闲和商贸购物的交汇使得这片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流，加上又是一个暖阳天，这里更是好不热闹。
人多的地方，也是我捡渣子的好去处。我正在四处搜寻地上的“宝物”，远远地就看到在公园一处栅栏的前面，跪着一位身穿蓝白相间的学生运动服，戴丝边眼镜，脑后束一绺马尾辫的“女学生”。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写满字迹的黄纸牌子，牌子的右上方还像模像样地夹着她的“学生证”。许多人在那里围观，偶尔有人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塞在女孩的手上。女孩始终低着头，对施舍者也只是怯怯地说声“谢谢”。
我夹杂在人群中，看清了牌子上的字，标题竟是“青春无悔”四个大字，原文内容如下：
“亲爱的各位人士：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为何求助，请各位留步，看看我悲惨的遭遇吧！
我家处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家有三口人，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也勤奋地学习，快乐地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于二一年十月一日出了车祸，家里失去了顶梁柱，我在失去父爱的同时，也失去了支持我读书的经济来源，我们母女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幸运的是我考取了“黔东南州财贸学校”，而每年高达3000元的学杂费，我无处筹集，我只好忍受心灵的创伤，内心泪流地向各位好心人求助，您帮我一分一角都是您的心意。
谢谢！
一旁的“学生证”上贴着她本人的照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张芳。
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假冒的“女中专生”，采用的是早被媒体揭露过的老套路。很简单，如果她是“黔东南州财贸学校”（假使有这个学校）的学生，因家庭发生变故而交不起学费，按照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和一般学校的常规做法，是不会让她辍学出来筹钱的，通常会采用捐款、减免学杂费等方式让她留在学校的。
我所关心的是，这个女孩子从哪里来？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要靠这种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我走上前去，问她是哪里人，她只是低着头，丝毫没有搭理的意思。
不时地有人给那女孩子钱，整个中午，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呆了近2个小时，粗略地算了一下，她应该有二三十元的收入。
下午1时许，公园里出来两位管理人员，看到那“女学生”就过去打发她走。“女学生”折起胸前的牌子，放进随身的一个手提袋，闷声不响地起身离开。
我决定跟踪她。我在离她不远的后面“吊”着，看样子，她并没觉察到我。
那“女学生”走到附近一个公汽站点，站在那里等车。一辆开往武昌的519路专线车驶来，她上去了，我也紧随其后上了车。
我找了那“女学生”后面的一个空位坐下。上车没多久，“女学生”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眼镜盒，摘下脸上的眼镜放入其中，又很小心地放进手提袋。她并不近视，这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她的学生模样是刻意伪装出来的。
车一路开往武昌。在武昌的大东门车站，女孩下车了。在路上走了几分钟，女孩又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灰色的夹克外套，换下上身的那件学生式运动服。霎时，女孩像换了一个人，学生味全无，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女青年。
女孩拐进路边一个巷口，没走几步，又拐进一个挂有“长春观社区”字样牌匾的门洞儿。我怕掉线，忙跟进几步，幸好她一直没回头，没有注意到我的跟踪。
弯过几条小巷，女孩进了位于小区里面的一家小型旅社。接待室里有人看守，女孩并没和里面的人打招呼，而是径直走了进去。
看样子，这里就是她租居的地方！
3、四川“学生”姐妹
为了打探“女中专生”的秘密，我决定当晚进住这家小旅社。
旅社的住宿费相当便宜，一个双人间的客房住一晚的价钱只有12元。我问接待室的一位中年男子，有没有叫“张芳”的女孩在这里登记住宿，那男子查了一下，并无此名。
我的房间被安排在这家旅社的一楼。楼道里面黑黢黢的一片。整个一楼门挨门大概有一二十间客房，房间里的设施也很简单，除了床铺就是一个小床头柜。我把手中的袋子存放在房间里，出来楼上楼下地寻找刚才的那个女孩。
整个旅社有二三十间客房，房门和窗户都紧闭着，也没看到服务员，我只有一会儿走走，一会儿站在楼梯的过道处等候。
始终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出现。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稍事休息。躺在简陋的床上，连日来流浪的疲累感袭击我的全身，竟发现这张床是那样的舒适！要在以前，还是一个“平常人”的时候，我也许对这种住宿条件很差的旅社连光顾的心情都没有，但成为一个“乞丐”之后，突然住进旅社，呆在一个没有风雨的屋子里，睡在一张安静的、有着棉被的床上，竟感到是那般的惬意！
下午6点钟，我一觉醒来，又出去楼上楼下地寻找目标。突然，在二楼一处有水龙头的池子旁边，我看到了那个“女中专生”和另一个年龄和她相仿、个子比她矮的女孩正站在那里洗东西。
机不可失！我走过去，说请让我洗洗手。她们两个侧身把水盆端在一旁，并没有看我。我边洗手边很随意地问，你们是不是也住在这里？那矮个女孩冲我点点头，但是不吭声。我继续找一些话题。那“女中专生”突然拿眼睛扫了扫我，然后露出一副很警觉的样子。
她的表情有些异样。我担心她是否认出了我，因为上午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我曾找她说过话。我正想该怎么进一步和她们接触，那“女中专生”已经拿起水盆顾自走开了。
我问那矮个女孩，你们是不是在一起的？那女孩终于开口了，露出一口四川方言，说你这个人好奇怪，问那么多问题干什么？然后她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一个流浪汉，今天刚到武汉，就住在这家旅社的一楼。又问她，武汉哪个地方容易讨钱？我说我是一个在地上写字讨钱的乞丐，说着还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本书的摄影作者李宇新为我拍的一张在商场门前的地上写字的照片，没想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那张照片终于打消了矮个女孩的疑虑。她把照片看了半天，说，原来你也是个讨饭的！我顺势问，你是做什么的？她说和你差不多。然后再也问不出别的什么了。
矮个女孩告诉我她住的房间，并爽快地说晚上有空可以来玩。晚饭后，约8点钟，我找到那女孩所说的房间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一个双人间的小客房，里面只有矮个女孩。我说你们不是有两个人吗？她说另一个出去了，只有她在。
同是天涯沦落人，那女孩说话自然放开了许多。她说她叫姚小红，是四川人，今年17岁。另外一个女孩真名叫刘丽，和她是一个村的，比她大两岁。她们都是初中毕业，本来闲散在家，后来听说同村有几个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在城里假装学生乞讨，每月都给家里寄回不少钱，于是她们也效仿结伙来到武汉，用同样的手段骗钱。
我问她用这种办法一天可以搞多少钱？姚小红说，她们来汉还不到一个月，此前曾跑过成都、重庆、长沙等地，起先这种办法很灵验，1个月下来能讨两三千元钱，后来干这个的越来越多，另外报纸也都在揭露她们，现在讨的钱少多了，每天平均下来只能讨二三十元钱，除去吃、住的费用，落不了多少钱。
姚小红说运气很重要，有时碰到有钱的好心人，一给就是100元，她说在成都就碰到一个人，一下给了她300元。“可惜这样的人太少！”姚小红说。
据姚小红讲，她们乞讨时所用的“学生证”、住店时需要出示的“身份证”都是花钱找人做的。“办假证的到处都有，不光在武汉，重庆、成都也到处都是，花30块钱就可以办一个，方便得很！”
我问，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做这个吗？姚小红点点头，说隔一段时间她们就会把钱寄回家，放在身上也不安全。我说你们这是骗人，不道德，手脚好好的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呢？姚小红反问我：你手脚不也好好的，你为什么不去找事做？
晚上离开姚小红房间的时候，我始终没见到刘丽回来。第二天，当我起床再到她们房间去时，里面已经没有人了。我想，也许她们正胸挂纸牌、跪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用一双还很稚嫩的手，接受着人们复杂的目光和同情的施舍。
4、高中毕业的“乞丐”：赵奎刚
赵奎刚是我流浪的日子里所认识的学历最高的“乞丐”——高中毕业。当然，他也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乞丐，和四川妹子姚小红、刘丽一样，他是假扮“身世贫寒”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看到赵奎刚是一天下午4时许，在武昌洪山商场前的人行道上。他也是那种典型的“学生乞丐”打扮，穿一身学生运动服，背着一个黄色的有些破旧的书包。惟一不同的是，他胸前的牌子